论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共早期历史上的作用

作者：陈先初,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湖南社会科学》. 2019年02期、转自历史学参考

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 但苏俄、共产国际执行的“东方路线”及其提供的帮助也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具体表现为加速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全国性组织的成立, 造就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发挥的这些作用, 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进入20世纪一二十年代, 中国社会的变动急剧加速, 这既是此前社会运动的惯性使然, 又是外部力量作用所致, 而后者即指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共产国际执行的“东方路线”及其展开的具体工作。由于有了外部力量的参与, 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加速传播, 中国共产党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横空出世, 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才进入一个新阶段。对于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 既有的历史书作了淡化处理。本文将这一问题凸显出来并专门论述, 希望对还原这一段历史的全貌有所裨益。
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极大增强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认同和对苏俄的好感, 促使他们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学说虽然早已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出现, 但是作为主义的传播则要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从欧美逐渐转向苏俄, 从民主主义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的形象比喻, 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 最初在被后人称作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李大钊身上体现出来。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 曾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 并接触过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 迅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撰写和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 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1919年5月他亲自主编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系统刊登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他本人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也分别在专号及下一期发表。在这篇长文中, 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同时运用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 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种情况表明, 到1919年夏秋, 以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 李大钊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的《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 (即第一次对华宣言) ,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苏俄的这个宣言, 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订立的一切密约, 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 表示中国人民应该了解,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 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及其红军”。[2]苏俄宣言在其发表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中国人所知, 直至1920年4月才在中国报刊公开刊登出来。宣言一经刊登, 立即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以及民国国会全体议员、中华劳动公会、中国工人联合会等纷纷致电苏俄政府, 表达欢迎和感激之情。而这也大大加速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宣传, 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这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开始关注俄国革命的。他先是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将俄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兰西的革命相提并论, 称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关键”。[3]很快他便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区别开来。他在发表于1919年底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 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 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 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阶级, 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 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4]从前后两文的变化来看, 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及其建立的政权已经认同当属无疑。1920年苏俄对华宣言传到中国后, 大大激发了陈独秀的政治热情。就在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前夕, 他精心策划了一期《新青年》“劳动纪念号”, 于“五一”当天正式推出。这期“劳动纪念号”全文刊载了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 还刊登了全国各界15个团体和8家报刊对苏俄宣言的热烈评论。另外又刊登了陈独秀自己的两篇文章, 即《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其中《劳动者的觉悟》是陈独秀在上海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上的讲演稿。陈在文章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资本主义剥削, 热情支持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 计分二步, 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管理政治、军事、产业。”[5]这期劳动纪念专号, 虽然与纪念“五一”劳动节有关, 但从其内容看, 显然是受到了苏俄对华宣言的鼓舞, 而且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也已由此转到俄罗斯方面来。蔡和森曾经评论陈独秀的这一转变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 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 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 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 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 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1921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 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6]陈独秀的这一从美国思想向俄国思想的转变, 也就是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20年, 加入宣传马克思主义行列并逐渐实现思想转变的还有蔡和森、毛泽东、李达、周恩来等人, 而这也大都与俄国有关。蔡和森是湖南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 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 他于1918年6月下旬受学会派遣前往北京, 至“五四”运动后回到长沙。到北京后, 他保持着和长沙的密切关系, 多次给毛泽东等学会会员写信, 及时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其中多次谈及俄国和列宁。如在7月24日的信中他说:“吾人之穷极目的, 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 造出自由之人格, 自由之地位, 自由之事功, 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 (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 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 之所为, 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7]这时蔡和森还不太了解在日本倡导“贤人政治”的茅原华三与在俄国领导工农革命的列宁有着根本区别, 但他已经意识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具有“冲决世界之网罗, 造出自由”的重要意义, 而“放大列宁之所为”则意味着在他看来, 中国应该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一个月后, 蔡和森又致信毛泽东谈“手段与目的”, 提出要效法列宁“行伪恶以得权”。他说:“弟尝慨世君子, 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 只能为伪善, 不能为伪恶, 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他以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 正人之恶, 即是善之变相, ……恶经正人君子为了一回, 则其阶级, 就要演进一层”;且“现为一恶, 而将来能得十恶之结果”。据此他主张, “正人君子”要有不顾“一身之利害及名誉”的气魄, 要为了“全体之利害计”敢于“行伪恶”, 敢于通过“行伪恶以得权”。他认为在这方面, “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 弟愿则而效之”。[8]这封信再次表明蔡和森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肯定和赞赏。蔡和森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最早响应列宁和十月革命的, 而这也直接促进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同。所以当他1920年初到达法国, 接触到更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后, 就被迅速吸引了。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 他就“猛看猛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 (或章节) 。通过“猛看猛译”, 他的思想方向已经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1920年8月他给毛泽东写信, 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收获。他告诉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 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例外”;而社会主义进行之方法, 则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 (国会政府) , 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苏维埃“只有工人参与, 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后是绝对必要的政治手段, 因为有产阶级不会甘心被剥夺政权, 他们必然要进行反扑。所以“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 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 俄国就是个明证”。他认为中国不久就要走上俄国革命的路, 而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为此他主张:“中国于二年内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共产党, 而毛泽东则要“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当然中国革命的进行, “必与俄国打成一片, 一切均借俄助”。[9]从这些通信的内容看, 到1920年夏秋, 蔡和森已经完全接受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行进在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
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到北京 (1918年8月至1919年2月) 时通过阅读《新青年》和李大钊等人的文章, 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虽然那时他的信仰还不明确, 对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也很感兴趣, 但那次北京之行, 使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 头脑越来越前进”。[10]回到湖南不久, 他即发起成立湖南学联, 并主创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在为《湘江评论》所撰写的《创刊宣言》中指出:现在“‘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在世界范围激荡, 同时也已奔腾澎湃于中国, “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顺他的生, 逆他的死”。因此当前“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就是如何承受、传播、研究、施行这种新思潮。[11]他在同时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号召人们“研究过激党”, 说:“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 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 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12]这些都可看作毛泽东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正面反应。这时毛泽东也在文章中明确称赞俄国革命带来的变动:“俄罗斯打倒贵族, 驱逐富人, 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1, 红旗军东驰西突, 扫荡了多少敌人, 协约国为之改容, 全世界为之震动”。中国则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异军突起”, 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旌旗南向, 过黄河而到长江, 黄浦汉皋, 屡演活剧, 洞庭湖水, 更起高涨。天地为之昭苏, 奸邪为之辟易。”因此他自豪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 谁说?我们不干, 谁干?”[13]并且响亮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口号。可见此时的毛泽东, 已经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和认同。他决心向俄国学习, 像列宁那样, 联合民众, 敢说敢干, 去创造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 所以当他1919年底第二次去北京再次和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交往, 以及读到一些介绍俄国情况的书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后, 他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了。他后来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及这段思想经历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 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 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的行动上,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0]李达也是当年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的重要一员。1913年李达官费赴日留学, 一年后因病辍学回国, 1917年春再次东渡日本恢复学业。很快俄国十月革命发生。获悉这一消息, 李达“感到无限的喜悦”。他慢慢知道了“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 “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于是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毅然放弃理科课程的学习, 师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教授, 专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在一年多时间里, 他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列原著, 还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研究性文章。1919年5月以后, 他挥笔写成《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 从中可以看出, 此时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已达到较高水平。1920年春, 完成学业的李达抱着“寻访同志, 干社会革命”的目的回到上海, 受到陈独秀及其同仁的热情欢迎, 随即投入上海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并负责编辑《共产党》月刊。他又将自己之前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以及《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正式出版, 撰写《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的解剖》等文章批判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周恩来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于同年9月赴日本求学, 1919年4月回国。临行前, “云弟”送给他一期《新青年》 (三卷四号) , 他在途中随意阅读, “看得很得意”。到东京后, 又在严季冲 (南开创办人严修的儿子严智开) 那里见到《新青年》的三卷全卷, “心里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 看了几卷, 于是把 (我) 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14]有一天, 他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新近出版的《俄罗斯研究》 (周恩来写为《露西亚研究》) 杂志, 遂对俄罗斯产生了兴趣, 于是买回来开始阅读。其中有一篇介绍二月革命后俄国情况的文章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为此他在日记中记下这篇文章的“大概”:“俄国现在党派, 大概分作三个名字:一个叫做‘立宪民主党’, 这党的主义多半是赞成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的制度。革命后, 头一次掌权的人就是他们。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 这党中分作两派, 一派是‘过激派’, 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 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 实行用武力解决一切的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民主党很接近, 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氏。还有一派是‘温和派’, 他的主义是民主, 如办不到则仍主张君主立宪……总起来说, 俄国现在的各党派, 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 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 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 是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 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 宗教的约束, 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 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日记后面说明:“以上的话, 不是全从那篇文上写来的, 内中有很多的意思, 是我加进去的, 不过事实没有杜撰就是了。”[15]究竟哪些是文章的原意, 哪些是周恩来自己的“意思”, 由于无法看到那篇文章原文, 不好断定。但从日记专门记下这段话以及其中的评论性文字看, 周恩来认同文章中的观点当无疑问。由此看来, 这个时候, 周恩来已经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党抱了同情和赞赏的态度, 并预感中国将来也要走上俄国的路。从此开始, 周恩来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 对于日文报纸上有关俄国的报道, 他都会格外注意。与此同时, 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他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华》、约翰里德的《震撼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 也阅读过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的著述《贫乏物语》及其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等这些, 促使他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奔跑。周恩来回国后, 立即投入“五四”运动。1919年9月, 他和邓颖超、郭隆真等20人一道成立了天津进步青年学生团体觉悟社。1920年1月底, 他因从事爱国斗争被捕入狱, 同时被捕的一共有20余人。他们被关押了近半年。关押期间, 他们毫不屈服, 坚持斗争。在狱中, 周恩来还向狱友们系统讲解“马克思学说”, 具体内容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16]出狱后, 周恩来于1920年底赴欧洲勤工俭学, 他在那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并通过各种形式在留学学生中进行宣传。通过对欧洲各种思潮的比较, 以及对战后欧洲社会运动的考察, 周恩来逐渐认识到惟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学理。至1921年“秋后”,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后确立了。2除上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李达、周恩来等数人外, 还有恽代英、邓中夏、赵世炎、瞿秋白、向警予等一大批人, 这时也都加入了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并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可见“1920年5月以后, 信仰并且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已经不是个别人, 而是人数相当众多了”。[17]应该指出的是, 这个时候之所以有一大批先进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固然与“五四”运动的激励有关, 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作用在这个时候集中发酵, 尤其是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改变了人们对俄国的观感, 极大增强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好感, 促使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迅速看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是一个桥梁。正是通过这个桥梁, 中国先进分子“从美国走向俄国”, 又从俄国走向马克思主义, 最终确立起自己的政治信仰,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政治上的准备。
二、共产国际、苏俄来华代表的指导和帮助, 直接促成了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中共一大的召开
从具体历史情景来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俄所派代表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一步一步实现的。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列宁出席并主持了这次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 宣布世界历史已经进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18]而成立共产国际, 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 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19]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 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各国党都作为它的支部并接受其领导。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大会产生的执行委员会。虽然如此, 在其存续期间, 共产国际基本上是由苏俄 (苏联) 党和政府主导的。列宁在世期间, 则是由列宁领导的俄共 (布) 以及苏维埃政权———人民委员会实际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讲, 共产国际所执行的实际上是苏俄的路线和方针, 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当时苏俄总的外交战略需要。有一份资料具体言明了共产国际和苏俄在外交上的这种内在关系:“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 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联外交机制的运行特点是, 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是按着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的:一个是通过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通常都设立的外交部门, 即外交人民委员部, 一个是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 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政治局讨论批准, 政治局还负责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官员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兼顾’地完成他们的任务, 而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个国家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从而保证了在中央和在地方执行力度不同然而统一的外交方针”。[20]既然如此, 当共产国际成立后, 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便与苏俄党和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融为一体, 形成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共产国际成立后, 按照“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将支援被掠夺的殖民地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以促使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最后崩溃”的精神[18], 着手执行其在东方国家 (包括中国) 寻找伙伴和盟友, 共同开展反帝斗争的“东方路线”。但是当时苏俄正在进行国内战争, 中俄边界受到封锁。直至1920年初随着外国干涉军撤退和国内白俄武装被打败, 中俄交通恢复, 这种决策才正式得以实施。1920年3月, 俄共 (中央) 批准成立“俄共 (布) 远东局”, 在海参威成立“俄共 (布) 海参威分局”, 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随即, 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批准, 率领俄共 (布) 党员小组来华, 其夫人库滋涅佐娃, 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 俄籍华人、俄共 (布) 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与其同行。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他们一行来华的主要目的, 是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 “同中国革命的所有领袖建立联系”。[21]他们4月份到达北京。随即通过苏俄大使馆找到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 又通过鲍立维找到李大钊, 和李大钊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学生举行了多次座谈。座谈会上, 维经斯基“报告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 引起了多数人的兴趣。但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只带着好奇心, 参加了一两次座谈”, 就躲开了。[22]维经斯基还请了一些进步人士个别谈话, 谈话时“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详尽介绍”。他又谈到, 中俄两国国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即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据当时参加座谈的罗章龙回忆, 听过维经斯基的谈话后, 大家“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 更是信心十足, 一往无前了”。[23]在北京时, 维经斯基还和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们深感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而且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这坚定了李大钊创建以俄共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7]为了尽快建立共产党, 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赴上海。途经济南时, 维经斯基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等山东进步青年, 与他们商谈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王、邓后来成为济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17]到上海后, 维经斯基很快和陈独秀会了面。陈独秀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 负责《新青年》。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 也正在思考建党问题, 所以维经斯基的到来, 使他喜出望外, 二人“一见如故”。维、陈二人多次在一起座谈, 反复交换意见。维经斯基根据在北京和上海的见闻, 依据苏俄革命的经验, 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组织共产党, 而且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表示同意。经陈独秀介绍, 维经斯基还和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都是《星期评论》社的成员。《星期评论》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下出版的一份周刊。由于受到十月革命影响, 它在“五四”运动后积极参与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 特别是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 在知识界影响很大。1920年6月《星期评论》停刊后, 其主要成员大都转向给《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觉悟》是由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主办的, 从1920年起, 即以宣传社会主义著称。之外又有张东荪等研究成员, 因“五四”后也大谈社会主义, 被当作社会主义者由陈独秀介绍给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和在北京时一样, 以新青年社为中心, 和这些人经常举行座谈。座谈会是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有的当事者后来回忆说曾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4]“由于多次的交谈, 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 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25]同时感到, “要彻底改革旧文化, 根本改革社会制度, 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 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26]当然, 像张东荪、戴季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 并没有坚持下来, 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信仰社会主义, 也不赞成建立共产党。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的活动显然有了“进展”。他在6月份致信派他来华的俄共 (布) 中央远东局海参威分局外国处, 告诉其“已经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还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 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陈独秀) , 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 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 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 (制订日程和决议) , 而且要参加会议。”[27]维经斯基说他已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 有点夸大其词。至于他所说的可能在7月初召开的会议, 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1927年莫斯科出版的《中国革命问题》说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28]也没有说明资料来源。很有可能, 它是指筹备中的上海共产党成立会。不管怎样, 维经斯基一行的活动, 加快了中国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 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达等便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正式成立, 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 李大钊在北京也积极酝酿创建共产党, 至这年10月, 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也正式问世。年底, 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 决定改名“共产党北京支部”。其后成员不断扩大。这期间, 陈独秀和李大钊保持着通信联系, 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步伐, 并同时在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开展建党的筹备工作, 因此之故, 有“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之说。与此同时, 维经斯基还派员到中国其他一些城市帮助建党。如在汉口, 他们通过柏烈伟教授推荐, 联系了一位毕业于东方学院、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的汉学家和藏学家潘克拉多夫, 通过他并以“群益书店”为中心开展联合各革命团体的工作。[27]1920年秋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在这前后, 维经斯基的随行人员马马耶夫和鲍立维又曾两次到武汉, 与武汉支部成员联系。第一次是1920年冬, 二人到多公祠五号找到包惠僧等人, 了解湖北党的工作。包惠僧当时担任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向他们介绍了支部建立的经过及人员情况, 马马耶夫也“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 交谈内容很广泛”。“第二次是马马耶夫和他夫人来武昌”, “彼此谈了一些工作问题。这两次会见间隔不到半个月”。[29]1920年冬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这时陈独秀也应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 前往广东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稍早一些时候, 有两个俄国人曾来到广州, 一个叫米涅尔, 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俄政府代表的名义, 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 (塔斯社前身) 分社。他们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 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经上海到广州, 把他们介绍给“广东革命界”, 实际上是介绍给无政府主义者。所以苏俄代表在广东首先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苏俄代表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道理”, 要他们联合起来, 开展工人运动, 进行社会革命。他们听了“都很高兴”。[17]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 主要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他们当时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在这过程中, 俄国代表同他们在广州酝酿建立共产党。因为“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 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 只有米涅尔和别斯林是共产主义者”,[17]所以当时广东的社会主义者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都没有参加。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启程赴粤, 一位称作“B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与之同行。B同志很可能就是维经斯基。[17]二人到达后, 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 接着同谭、陈等人一起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在清退了无政府主义者之后, 他们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 时间大约是1921年3月。维经斯基在广州待了没多久, 就于1921年1月离开广州, 再度去了北京。他再次会见了李大钊, 并和北京党组织的成员进行了座谈。1921年春, 他从北京返回国内。动身之前他表示, 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建立的各地共产党组织能够迅速联合起来, 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由上可见, 维经斯基一行的中国之行, 虽然最初是为了和中国的革命领袖建立联系, 但很快就将重点转到建党工作上来, 而这一工作也确实取得了成效, 在很短的时间内, 共产党组织就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及欧洲、日本建立起来。这表明, 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维经斯基一行至此也就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来华的使命。和建立各地共产党组织一样, 中共“一大”的召开, 也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 不过这次的国际代表换成了马林和尼柯尔斯基。马林是荷兰人, 原名亨克·斯尼夫列特。“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其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曾奉共产国际之命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从事工人运动, 也在欧洲维也纳等地工作过。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二大”, 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出于对中国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关切, 共产国际继派维经斯基来华之后, 又于1920年8月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并于1921年派其来华。尼柯尔斯基1921年加入俄共 (布) , 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他此次来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1月的决议成立, 并由共产国际委派舒米亚茨基于当年2月末至3月初正式建立起来的。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 其任务是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工作。尼柯尔斯基同时也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以前叫做国际工会联合会, 1921年7月改为现名, 所以尼柯尔斯基此次来华, 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作为远东书记处的代表, 他在中国同时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而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由于缺少这些身份, 其在中国工作看起来反而没有尼柯尔斯基那样顺畅。根据马林的一份报告, 当他在上海过了一些时候, 伊尔库茨克方面通知他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指定他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但他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 却从未收到过书记处发来的任何文件。他抱怨说:“由于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直接寄给我名下的文件, 所以我没有参与过书记处的决策和全盘工作。我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 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 我从不独自工作, 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30]马林回忆不止一次说莫斯科没有给他专门指示, 而实际上, 他是担负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给他的两项重要使命, “第一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并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第二是要与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商讨如何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使命, 并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问题”。所以有“一大”参加者就说, 这次大会, “定计划, 提供经费, 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 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31]由此看来, 马林的一些说法并不准确。1921年6月初,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 自此一直工作到12月初。到上海后, 他们即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通过交谈, 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的一些基本情况, 得知自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在各地已先后建立起党的组织, 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初期的工人运动。据此他们认为, 现在条件已经成熟, 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于是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 李达、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进行书信商议, 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 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不仅提出了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 还直接参加和指导了大会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的。各地派出的代表共13人出席了大会,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开幕会上,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分别讲话, 并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据会议代表包惠僧回忆, “我们在上海开了四天会, 第一天是马林作报告, 题目是《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马林当时是四五十岁的年纪, 高大身材, 连鬓胡子。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如洪钟, 口若悬河, 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从下午八时讲到夜一时结束。他是用英语作报告, 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作翻译, 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当时我们的党员人数约计不过30余人3, 除武汉支部有一个工人而外, 其余都是知识分子。马林也指出, 我们的党工人太少, 今后要向工厂工人进军。”3另一份资料也说, 马林在报告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 “并向我们建议, 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32]关于尼柯尔斯基的讲话, 资料是这样记载的:“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 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 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 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 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32]大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制定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根据希夫廖特同志 (即马林) 的建议, 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 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 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32]由于意见分歧太大, 这个问题“一大”没有作结论, 只好留待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不仅主导党纲和工作计划的制定, 会上其他几乎所有重大事项, 也都由共产国际代表特别是马林最后决定。据包惠僧回忆, “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 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我们当时发言很自由, 但是发言的人并不多。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说: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 有争论的问题, 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第二、三天都没有参加。第四天仍在原地、原时间开会,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来了, 刚宣布开会, 一个陌生的人进来把门帘子掀开, 向我们会场看了一下说:‘对不起, 我找错了地方。’就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大家认识来人吗?都说不认识。马林说是个包打听, 今天不能开会了, 马上解散。”于是会议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鉴于形势紧迫, 大家在游船上加紧讨论大会剩下的几个重要问题, 如《党纲》《劳工运动方案》。午餐后休息片刻, 继续开会。会上“第一讨论了大会的宣言, 是会前准备好了的, 主席向大家读了一遍, 简单提了点意见, 决定交中央与马林商讨后再作决定;第二讨论国内国际形势, 有几个人不着边际地发言, 也没有作决定, 留给中央与马林参考;第三选举中央委员。事前张国焘与马林曾有初步决定, 即是选三个中央委员, 分任书记、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 两个候补委员, 根据可能与需要的原则, 特别照顾第三国际马林所提的方针。进行选举时票很集中, 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 李大钊与周佛海为候补中央委员;在陈独秀没有就职以前, 由周佛海代理书记。选举完毕已是五点了, 宣告大会结束”。“‘一大’以后, 中共即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创办劳动周刊, 开展向工人群众进军的活动。接着马林建议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的职务, 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党中央商定派我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会议的情况, 并请他回上海工作。我即启程去广州, 见了陈独秀, 我向他汇报了情况, 他也同意马林的建议。……但陈炯明诚意挽留他, 他只好作为请假, 先回上海, 再设法辞职”。由此来看, “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 马林、尼柯尔斯基来中国按照第三国际的方针, 即列宁的方针、政策建立起来的。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 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31]上述情况表明, 十月革命后, 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根据这一理论, 列宁领导建立了共产国际, 为此制定了在东方国家 (包括中国) 寻找伙伴和盟友, 以共同开展反帝斗争的“东方路线”;而这一路线也与列宁领导的苏俄党和政府的外交战略相吻合。于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东方路线”和苏俄的外交战略, 以共产国际名义派出的, 分别由维经斯基和马林率领的两批共产国际代表先后来到中国, 开展了指导建党的活动。两批共产国际代表分别指导和帮助了各地共产党组织的筹建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整个过程。由此看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但又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分不开, 这种指导和帮助, 是促成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的直接原因。
三、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共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有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和之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
前已述及, 在维经斯基一行指导和帮助下, 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通常被称为上海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成立后, 随即展开了各种活动。活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宣传, 一是干部培养。在后一个方面, 所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开办“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一所留俄预备学校。它的学员由各地革命团体选送,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 再从中选派若干学员前往俄国, 在那里接受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或军事训练, 然后再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当时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就是上海外国语学社以及留俄学员的来源之一。这里仅以此为例来说明。俄罗斯研究会是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研究会成立时以“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为要旨, 同时决定以“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和“发行俄罗斯丛刊”为本会三大会务;而为了配合前两大会务, 成立会要求着手“开设俄文班, 从事预备”。[33]会议结束后, 研究会的活动迅速展开, 并很快吸引了一批正在求学的湖南进步青年, 其中就包括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丰功伟绩的刘少奇、任弼时以及萧劲光等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他们是在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之初加入进去的。当时俄罗斯研究会每周都要组织讨论会、报告会, 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 据萧劲光讲他们每次都积极参加。他们听过毛泽东、何叔衡、方维夏的报告, 由此“初步知道了俄国革命是建立工农当家作主、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 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革命”。[34]他们也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 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后来在谈到他这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 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 我就是在1920年 (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 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说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 我们那里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 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走, 这一下就有办法了。[35]”1920年正是刘少奇等人在俄罗斯研究会的时候。看来加入俄罗斯研究, 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不仅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由此获得了前往俄国的机会。
入会没过多久, 俄罗斯研究会决定组织一批学生会员去俄罗斯勤工俭学。在毛泽东等人主持下, 经过反复研究, 最后选定了六个人, 其中就包括萧劲光、任弼时。虽然出国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但如萧劲光所言, “这些都不能动摇我们追求理想的决心”。1920年8月, 六人在长沙启程乘船到岳阳, 然后乘江轮去上海, 先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 为前往俄国做准备。“这些初别家乡的青年人开始心里难免有依恋故土的缕缕情思, 但是, 对理想的热切追求压倒了一切”。[34]任、萧等当时去上海, 是经贺民范介绍的。贺民范当时是长沙船山学校校长。其早年参加同盟会, 还做过几任县长, 同陈独秀一直有联系, 是湖南的著名进步人士。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和委托, 在湖南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 支持青年组建革命团体。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长沙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都借用他的声望出面号召。所以, 很多湖南青年想参加革命团体, 都来找贺民范。贺民范除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去上海外, 还介绍了刘少奇。这年初冬的一天, 经贺民范介绍, 刘少奇和几个同学结伴奔往上海, 进入外国语学社。于是两批准备赴俄的湖南进步青年在上海会合。当时上海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杨明斋的俄文很好, “一直在第三国际工作, 是陪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国内搞革命的”。[34]各地派来的青年人都是由他安排, 又由他联系赴俄国。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等进入学社后, 一边学习俄文, 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据萧劲光回忆, 他“读到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 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 尽管字都认得, 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 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 每个星期日讲一课。那时陈望道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 我们都很尊敬他”。他又说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 又一心想学好本领之后顺利赴俄勤工俭学, 所以学习抓得很紧。“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 从不闲聊天, 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 但看见他的时候, 多是在学习俄文, 阅读《共产党宣言》, 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当时在外国语学社, 学员们还组织了工读互助团, 它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刘少奇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后, 他们就不仅仅是学习, 同时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萧劲光回忆说:“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习俄文, 下午除学习外, 有时刻钢板、印传单, 有时还要要到工厂联络, 上午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 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边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那时做工并不多, 只是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刊物抄写、校对工作”。1920年8月22日,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 在学员中正式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任书记。办公地点就设在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 工读互助团的人都先后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 以及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等人, 都是第一批转入的青年团成员。[34]1921年4月, 经上海共产党组织与苏俄方面联络和安排, 决定分批派学员去莫斯科学习。5月中旬,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余人从上海启程, 先走水路至海参威, 然后由陆路经伯力, 于7月到达莫斯科。长达三个月的行程, 历尽千辛万苦, 但他们始终怀抱着对俄国的向往和对理想的追求, 一往无前。萧劲光回忆:“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 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推翻了旧世界, 建立了工农政府, 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这些在书本中、课堂上读到、听到的崭新世界, 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想到这些, 我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正如弼时同志临行前给他家的信中写的:‘人生原出谋幸福, 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 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 同天共乐, 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达此便算成功’。那时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抱负, 踏上赴俄学习的漫长旅途的”。[34]到达莫斯科时, 适逢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些新来的中国青年人即被安排在会议代表住的招待所里, 并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旁听大会。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是列宁, 列宁还在会上作了报告。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坐在主席台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感到无比荣幸和激动。大会闭幕后, 他们很快被安排进了刚刚建立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 它是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 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革命策略, 专门为国内少数民族和东亚各民族培养干部的学校。学校于1921年5月正式开学, 由斯大林担任校长。学校为学员配备了较强的师资力量。根据1922年的数字, 当时全校有教授28人, 讲师和助教165人, 他们大多是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 其中有共产国际领导人, 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 比如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维经斯基、广东政府军事顾问格列夫、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瓦西里耶娃、中国问题专家米夫、著名汉学家伊凡诺夫 (汉名伊凤阁, 曾任教于北京大学) 等。[36]东大的学员有来自远东各国的进步青年, 也有来自苏俄远东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干部, 共有五六百人。学员按国籍编班,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袁达时、曹靖华、蒋光慈等30多人是第一批中国班学员, 中国班也是东方大学里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当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物资十分缺乏, 东大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中国学员中有少数人受不了这种艰苦生活, 情绪低落, 有的提出退学。但大部分学员始终意志坚定, 刻苦学习。他们当时的主要课程有俄 (联) 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工人运动等, 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理论和俄文。教材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 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 此外还有西方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以及关于工会运动的小册子。他们通过系统学习, “又受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环境的熏陶, 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大家把困难作为磨练自己的机会, 保持着乐观的饱满的精神状态。在1922年的新年晚会上, 从来没有演过戏的刘少奇, 还和萧劲光等一起上台, 给全校师生表演文艺节目, 演了一出反映中国军阀和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小戏”。[37]东方大学开学时,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学校, 刘少奇等人知道后, 便四处向人打听怎样能够加入共产党, 做一名共产党员。他们向校方派来的负责管理学员政治生活的政治教导员请教加入共产党的手续, 同他讨论有关共产党的种种问题。有时几个平时熟悉的同学聚在一起, 入党问题常常也是他们议论最多的话题。[37]后来刘少奇在回顾自己当时“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时说, 那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 看了好几遍, 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是怎样的一个党, 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 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 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37]
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等合照1921年冬,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成员, 刘少奇、罗亦农等人便第一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组成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支部, 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 刘少奇还担任支部委员。[37]1922年12月,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率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特意来到东方大学, 主持召开党员会议。经陈独秀提议, 会议讨论了8位同志入党, 其中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转为正式党员”。41922年底, 萧劲光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中共旅莫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支部里的中共党员同时也是联共 (布) 党员。根据工作需要和共产国际派遣, 刘少奇等人于1922年5月暑假开始前告别莫斯科回到上海。两年后, 1924年7月, 任弼时等11人也结束了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启程回国。春夏之交, 萧劲光等人也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提前离校, 踏上了归程。刘少奇后来在回忆自己的留俄经历时说:“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 也算取了经, 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 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 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 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35]这应该也是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员的普遍感受和收获。第一批中国学员回国后, 东大又先后接收了几批中国学员。其中第二批有从旅欧支部转来的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刘伯坚、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穆青、彭树敏等人, 也有从国内前来的叶挺等人, 两部分加在一起总数达100多人。为了给中国培养军事人才, 东大按照中共的要求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于1925年2月从中国班学员中抽调约30人到苏联红军学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 这其中就包括聂荣臻、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人。五卅运动后,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转发了俄国在华军事顾问鲍罗廷的绝密电报, 要求从东方大学调回40名毕业生, 派往广东革命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工作, 于是东方大学的第二批中国学员开始陆续回国。接下来的第三批中国学员仍然分别来自旅欧支部和国内的派遣, 由旅欧支部选派的有朱德、邢西萍、武兆镐、熊正心等人, 国内派遣的有彭干臣、罗世文、向警予等人。1926年3月, 东大又从第三批学员中抽调朱德、彭干臣等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举行了一个约半年的军事训练班, 朱德任班长。训练班结束后, 这批学员秘密回国, 成为国内革命斗争的军事骨干, 其余学员之后分批回国。1926年12月30日, 联共 (布) 中央决定, 在东方大学开设为期一年的军事政治训练班, 预算以100万卢布为限, 招收500名中国学员。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国际和中共为满足当时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全国挑选了六七百人 (有些是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 前往东方大学军事速成班学习。1928年军事速成班结业后, 大部分学员回国参加革命, 而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则并入中山大学 (1925年成立) 。1930年秋, 中山大学停办, 东方大学又开始招收中国学生, 主要是来自东北和华北日占区的中共骨干精英。1938年, 随着苏联党校系统调整, 东方大学正式停办, 其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工作才告结束。[36]东方大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设立的一所特殊学校。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但它所开办的中国班, 让相当一批中国学员在十月革命的所在地, 在列宁的故乡, 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 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进而为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为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 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急需的干部人才。刘少奇、任弼时、朱德、聂荣臻, 就是他们当中的突出代表。他们正是在东方大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从此坚守一生, 矢志不移, 后来成为党、国家或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刘伯坚、连德生、向警予、熊雄、叶挺、王若飞、陈乔年、李求实、吴丽石、罗世文、彭干臣等人从东大回国后, 被中国共产党所重用, 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并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献出了宝贵生命。另外还有一部分人, 不仅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而且是重要的革命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他们又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成为各条战线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如萧劲光、刘鼎、王观澜……。总之,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 由共产国际和苏俄 (布) 开办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有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 进而为之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