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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化民|用科学精神与历史对话用科学精神与历史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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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er
发表于 2021-3-27 19: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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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fighter 于 2021-3-27 19:21 编辑
用科学精神与历史对话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
于化民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对历史科学的定位、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思想方法以及如何科学地汲取历史智慧和滋养,作了系统与深刻的思考和阐述,创造性地阐发了一系列新论断、新命题、新观点。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体大思精、新意迭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俯仰天下的情怀和坚定的历史担当,对发展新时代历史科学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就是要认真体认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历史理性和科学精神,以史为鉴,把握规律,面向未来。
【关键词】
习近平 历史科学 社会规律 科学精神
人的历史意识源自于对自身由何处来、到何处去的终极性追问。历史记录了人类活动和文明进步的足迹,蕴含着各个国家和民族治乱兴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浩瀚无涯的知识之海、智慧之海。中外哲人先贤无不博览史籍,注重从过往历史中汲取必要的养分,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习近平对历史科学和历史研究高度重视,深刻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融通贯穿,围绕如何认识历史和历史科学、如何科学地认识重大历史问题、如何将历史遗产和历史经验运用于当今实践的重大问题,以尊重历史、尊重规律的科学态度,对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关系的缜密思考,创造性地阐发了一系列新论断、新命题、新观点。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底蕴厚重,思想深邃,充满着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对于新时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科学地认识历史
作为本体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宇宙间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以时间为主轴所经历和发生过的一切。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只有在人类脱离蒙昧状态后,历史才真正有了知识的意义。从上古时期的刻木记日、结绳记事开始,人就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和保存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文明进步。历史意识或许是自人类自觉萌生后最早产生的主观意识之一,由此开启了知识积累的过程,并随着知识的累积,开枝散叶不断衍生出不同的科学门类,直到形成眼下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庞大知识体系。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更多地侧重于对人类自身活动和社会变迁的记录。习近平深谙历史学的这一特质,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的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他同时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为准确把握历史学的发生、本质和科学属性、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一)历史学的根本意义在于揭示规律,昭示未来。尊重历史,就是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尊重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发现和揭示历史规律,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对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艰苦研究,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范畴和原理,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成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艰辛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充分证明,“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被认识的。尽管历史的发生各有其道理,但总是小因果服从大因果,小趋势服从大趋势,小规律服从大规律。人们只有深入认识和把握规律,转化为正确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持续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抓住历史的主线和主流。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由大量现象和细节组成的,这些东西还只是表象,还不能将其与历史的本质等同起来。“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历史演化的进程有主线有副线、有主流有支流甚至还有逆流。抓住事物发展的主线、主流,就是要抓住其发展过程中基本的、主要的、主导的方面,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要害。这是因为主线和主流反映本质和规律,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习近平谈到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的优秀传统时,指出:“历代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谈到中共党史研究时,他明确要求,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的主线和主流,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必须看到,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流并非人为的主观设定,而是由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没有科学方法论指导的历史研究,谈不上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不承认这一点,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三)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提高历史思维能力。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要提高六种科学思维能力,其中就包含历史思维能力。把历史思维提到如此高度,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所倡导的历史思维,是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思考分析问题、为现实提供资鉴的科学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决定思维结果是否正确。历史思维是一种多维度、复合式的立体思维。与其他思维方法比较,其突出特点和优势在于,更侧重从事物发展的整体出发,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和历史活动的分析,认识事物的特点、本质与规律,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社会领域各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总是通过人的活动起作用的,表现为大量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即事物的外在表征,无不按照发生先后的自然顺序排列,以历史的形态存在和呈现。只有尽可能充分地占有社会历史现象的材料,对这些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升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逐步接近社会运动的本质和规律。运用历史思维的思想方法,能够极大地拓展人类思维活动的纵深,使思维材料更加丰富多元,对于人们接近和掌握真理,有着其他思维方法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习近平才说:“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二、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历史
唯物史观产生以前,历史领域一向被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所笼罩。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历史安顿在它原本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一整套观察历史的科学方法。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变成了一门真正的和严肃的科学。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他热情称颂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巨大贡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并且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他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作了新的阐发,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蓬勃活力。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指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即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他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全面统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判断,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他同时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二)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它们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推动着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不断变革,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们是非对抗性的,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调整和改革加以解决。习近平坚持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擘画新时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他认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适时作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紧扣时代特点,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成为制定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总依据。
(三)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文明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深刻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作出人类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言。习近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针对各种各样否定马克思科学结论的言论,他郑重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既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现实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已经打开了人类通向自由王国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前景无比美好和光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对于有些人理想渺茫、信仰动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
(四)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的一大特征。作为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时时处处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保持坚定的人民立场。习近平再三重申这一基本观点,并注入了新的内涵。他十分形象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他把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视为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一再强调,广大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在推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负有极其光荣重大的使命。“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历史研究从来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根本立场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原理和基本观点的指导,历史研究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就会走入歧途。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一再强调要固本强基,守正出新。所谓固本,就是要固马克思主义这个“本”;所谓守正,就是要守马克思主义这个“正”。他语重心长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的研究、书写和阐释中,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能任由其他什么理论学说冲击,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以科学态度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无论是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统筹和决策,还是论述评价相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习近平从高迈视野出发,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充分的史实依据,展开深入的辩证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运用历史思维的典范。认真体会习近平对于如何学习历史,如何正确地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论述,能够获取极其重要的启示。
(一)历史是前人的智慧之书。历史典籍既是对前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社会活动的记录,包含了无比丰富的知识,也积淀凝聚了前人对人、自然、社会各种关系及规律的探索与思考,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习近平对此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即“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他认为,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认识、了解社会兴衰成败的规律,为今天提供启示和借鉴。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是打开人类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实践是知识的来源,人生而有涯,一个人的直接实践毕竟是有限的,既有时间的局限,也有空间的局限,而历史则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局限,等同于扩展了人的间接实践,平添了扩充知识的渠道和源泉。所以,“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我们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责任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特别重视从前辈先贤和自己的奋斗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增长智慧才干,推进正在进行的事业。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在整个世界的联系愈益紧密、融合愈益加深的今天,我们不但要学习自己的历史文化,还要学习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但是,那种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读死书死读书的做法是要不得的。习近平主张,“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大历史观要求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历史。历史的联系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法则。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习近平对此有着深切的领悟,强调“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他一直倡导一种“大历史观”,即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打通贯穿进行考察,而不应生硬地割断历史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看得更准确,对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了解得更透彻,也才能得出一些新的历史感悟和认知。在谈到如何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他强调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二是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总之,“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他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这一论段反映了这种大历史观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前人书写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能着眼于历史的走向和大势,善于把历史贯通起来、连结起来观察分析,就会避免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历史,或者迷失在无尽的历史具象里,就越有可能接近历史的本质。
(三)对待历史文化的科学态度。照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历史是一个不会终结的过程,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无不是由正面和反面、积极和消极这样两个方面构成的。因此,对历史文化要辩证地分析,科学地利用。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原则。习近平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对于祖先留下来的珍贵精神和文化遗产,应当萃取精华,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当然,传统历史文化还有一些因受时代和社会条件制约而形成的陈旧过时或糟粕性的东西,则应“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如何评价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对于执政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艰辛探索的历史,是在正确和错误的斗争中走过来的,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一些失误,遇到这样那样一些曲折,甚至付出惨烈的代价。但是,党总能从成功中汲取经验,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恰好说明,我们党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失误,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
(四)回望来路与远眺前路。“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各不相同、各具特色,这是由其自然禀赋、民族特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以及人民的自主活动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这也是一个国家继续发展走向未来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基础。熟悉自己国家的历史变迁,认识自己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因、机理及其规律,就能把握大势,抓住时机,排除干扰,少走弯路,更好地前进。习近平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这些话语言简意赅,意蕴悠长。回望来路,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过去,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远眺前路,是为了清楚地知道自己向哪里去,为什么要去向那里。知道从哪里来,能够增强应付复杂局面的底气和定力;知道向哪里去,能够增强战胜困难砥砺前行的勇气和动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进行艰辛探索,勇于理论创新,系统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新的时代条件、实践要求有机结合,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时代特点熔为一炉,盱衡中外,引领时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历史科学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机遇,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开拓创新,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对历史科学的定位、对于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思想方法、对如何科学地汲取历史智慧,都有系统与深刻的思考和阐述,体大思精,新意迭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俯仰天下的情怀和坚定的历史担当。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就是要认真体认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历史理性和科学精神,让历史智慧之灯烛照我们前行的路。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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