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研究经典文献（1）‖谈谈党史研究工作

本文是胡绳同志1983年在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党史研究工作的几次讲话的综合稿，全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前身刊物之一《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后收入《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转自中共党史研究。

一、党史工作者要注意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理论

    党史和许多学科有联系。党史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到和党史有关的各学科。
    我们把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看作两个不同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者再上溯到五四运动，这六十多年的党的历史。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和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是不可分的。
    有过这样的说法，党史主要是讲党内的路线斗争。这种说法不恰当。并不是说党史不要去讨论党内的各种路线斗争、各种思想分歧，这是党史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我们不要把任何党内分歧都叫作“路线斗争”。各种分歧主要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党所从事的革命斗争，这里面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在研究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之前，还有个前提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个革命的党？弄清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必须进行民主革命，以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怎么来的？党为什么必须存在，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这些问题不是就党论党所能说清楚的，要说明些问题就必须讲清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
    有些不懂得历史的青年说，国民党统治下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只要是发展了资本主义，对中国就是起了进步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1927年以后是在起着促进中国进步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非要革命不可？为什么非要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而只是讲党内在那里争，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那又有什么意义！当然，要说清楚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村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也必须把社会历史条件说清楚。国民党是搞了一些工业，但是中国社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确搞了很少的一些工业，但它是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障碍的作用。托派反对我们党进行革命。他们说国民党的统治代表资产阶级，应该让它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前不要进行革命。究竟是托派取消革命对呢，还是我们党坚持革命对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从1921年到1949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说明当时的革命任务为什么是反帝反封建，为什么要有一个党，就不能不把眼界放开到中国的近代历史，包括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没有近代史为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只有从这个背景下面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才能发生如何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必须要革命，然后才是谁来革命，由谁领导革命。要有共产党，然后才发生党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了整个国家，党的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就更加分不开。这些是说研究党史和研究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
    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的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整个历史研究工作近几年来都有一点轻视理论的倾向。历史讲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问题，好像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历史研究的任务不能只是把一件件事情记载下来，而要给以说明，说明各个事件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对具体的历史事情就说不清楚。历史学不应当成为单纯的史料考据学。我们承认考据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历史事实的真相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也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党史中确实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人、事件、时间，只要是重要的，当然有必要考据清楚。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
    以上是说一个党史工作者，要注意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重理论的研究。此外，作为党史工作者，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要有很广的知识面。

二、党史工作者要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研究过去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因此不能眼光只看历史，还要看到现实。关心现实问题，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关心党和国家向前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党史工作者是必要的。对于过去的历史，为什么要特别注意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注意总结某一方面的经验？这常常是为了现实和将来的某种需要。写历史好像是向后看，实际上还是要向前看。我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所谓影射史学。牵强附会地以过去影射现实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否定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实。
    为什么同样一段历史，一代代人要反复地进行研究呢？如果原来所作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固然需要重新研究。但即使没有这种情形，也往往需要重新研究。这就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人研究过去都和现实有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的某些被忽略了的问题，对某些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写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当然，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要求去改造历史。但在极其繁复的历史事实中着重些什么，这是和当前的实际有关的。
    党史工作者决不能眼睛只看到过去，而不关心党和国家现实发展的情况，不关心当前的思想界的状况以及群众的思想状况。……

          三、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史学界过去有“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等说法，并且争论究竟哪一种说法对。我以为，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必要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别开来。我们的研究方法根本上可以说是“论从史出”。有人说“论从史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我认为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不矛盾。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推论出来，而是要从大量的历史资料出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所以研究方法是“论从史出”。至于“史论结合”则是一种叙述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在历史的叙述中，是用从分析材料得出的观点来统帅材料，对材料恰当地进行安排。如果先排列一些材料，然后发几点议论，这并不是好的叙述方法。较好的方法是把议论和材料溶合在一起。所以，叙述方法应该是“史论结合”，如果“以论带史”的意思是指以观点统帅材料，那也是可以说的。但注意不是“以论代史”，那是不好的。
    我们不采用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方法，写一个事实，然后用“臣光日”的形式评论一番。也不要把读者当傻瓜，议论发得太多，把话说尽。我们是写历史，当然以写事实为主，要把论点通过事实表达出来，必要的议论要发，有的地方可以点一下，以引起读者的思考，而不是代替读者思考。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就讲含蓄，留下许多余地让人回味、思索。历史虽与文学不同，但方法可以互相参考。
    写历史自然要写事实，不能脱离事实发空论，但也不能只是罗列事实。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要有个灵魂。灵魂就是思想。我们写一本党史到底要表达一些什么思想？总的来说，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党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有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实践，才能对中国情况得到深刻的了解。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自己来想办法，自己来解决。这里面涉及到共产国际的问题，对共产国际的作用要实事求是地讲。共产国际也有一些正确的东西，对中国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和它曾派到中国来的人的确出了些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主意。共产国际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些正确意见来，这证明了马列主义的威力，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对各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但是真正要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需要由本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评论这个问题，并不是去责备共产国际哪个领导者、哪个派来的人。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分析研究国际派来过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得出的结论也不是你派来的某一个人好或不好，而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事情不能由别的国家从外面来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有一个“指挥中心”。我们所得出的是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有实际意义的经验：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必须由本国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做好。
    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我们要讲各个时期的事情是怎么做的，也要讲出各个时期是怎么认识的。要把我们党内各个时期的思想状况，人们怎么看问题讲清楚。譬如说，党成立时的思想状况怎么样，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哪些东西。党成立了，出现了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潮，我们不但要讲出事实来，而且要讲当时党对工人运动的认识。革命是人们有意识的行为，而认识是通过实践得出的。要讲出认识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这就需要我们把各个时期党内的各种意见、看法研究一下。党内也有错误的东西，任何一个时期都有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错误思想是怎么来的？不能都说是阶级的根源，有认识论的原因，也有阶级的根源。对于错误的东西，要作认真的分析，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后来又怎样由错误达到正确，这样来说明我们党是怎么通过实践逐步提高认识的。
    总之，讲党史，每段都要有一点思想，不要让人看来只是事实的罗列。也不能像过去有些书那样，罗列一些事实，最后加几条结论。要通过历史事实来表达思想，要通过历史事实说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空洞的套话太多是现在一些历史书易犯的通病。例如说袁世凯一上台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种说法不能算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当时还有不少人拥护他，连孙中山在开始时还说他行，说他能治理国家。在袁世凯承认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想做皇帝的时候，许多人才逐渐认识他的。同样的，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立刻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这也不太准确。因为当时蒋介石掌握政权，有欺骗性，各阶层的反应不一样，除了反动阶级拥护他以外，也不是所有阶层所有地区的人都愤慨。如果蒋介石当时就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那么共产党革命的任务就太轻松了。我们讲党史不能用这种空洞的套话，而要有分析地说明问题。再例如，我们要使读者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中国传播不是偶然的，但不能只是反复说这句话，要用事实材料分析出为什么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和斗争，才证明了自己是唯一能为中华民族找到出路的领导力量。广大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很容易的，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的实践才认识到的。
    我们讲党史要给人们以新鲜感。如果能提出新的观点，当然能给人以新鲜感。对于正确的观点，联系现实生活和现实的思想状况而作出新的论证，也能给人以新鲜感。新鲜感也能从新材料引起。所谓新材料，也不一定是罕见的材料。有些材料就在大路边，人人都见得到，但不注意，忽视了，没有被利用，如果加以充分的利用，就会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就好像做菜一样，同样的材料，特级厨师来做，他就做得特别好。
    研究党史要接触原始材料，但原始材料统统都看也有困难。利用别人汇编、整理过的资料，有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恩格斯写的《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利用魏尔曼的材料。魏尔曼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但他是个很认真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名叫《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史》的书，有三卷。恩格斯利用了这部著作提供的材料加以分析，写出了《德国农民战争》这本重要著作。利用别人著作中的材料时要慎重，要尽可能进行复核。《中国近代工业资料》这样的书是很有用处的，基本上是原始资料的摘录，出处都注明了。可以从这书中找到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的线索。资料收集工作不能漫无边际，搞得太繁琐。没有必要追究在整个历史上无关紧要的每一个细节，而且什么事情都要弄得清清白白也不可能。我们要注意收集关系重大的材料。

四、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史工作者的最高任务

党史工作者有一个任务，而且可以说是最高的任务，就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史应当通过往事的教育，使人们理解和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知道对现实有意义的革命经验。党史也应该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人们从这里可以学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少青年学生对党史不大感兴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通过理论学习，通过现实生活，通过各种学习，也可以通过历史的学习。党史教育应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很生动的教育。要能有效地进行这种教育，当然不能靠喊口号，也不能靠引用马克思、毛泽东说过的话，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说明问题。
    历史现象本来是很复杂的。常常有许多互相矛盾或者似乎互相矛盾的现象，人们各据现象的一方面，各执一词。为了不致为现象的复杂性所迷惑，就需要抓住现象中的本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根本性的认识。但是规律性的认识的确并没有把现象的全部复杂性包含在里面。如果抛开复杂的现象不管，只是反复谈基本的规律，只能使人们感到厌倦，而对学习历史不发生兴趣。这种毛病在我们过去写的历史书中往往是有的，这被称为把历史简单化。为克服简单化的毛病，研究者就需要充分地把握多样性的现象。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偏向，就是根据与本质的认识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个别现象就对本质的认识发生怀疑、动摇。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既要反对简单化，善于用丰富的事实说明规律，使人看出规律是在多样性的事实中表现出来的，又要反对脱离、否定基本原则规律的错误倾向。这样，我们所写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有丰满的内容，而又能通过具体的复杂的历史事实使人得到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