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09集 武王克商

解说词：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五万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六百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商王纣几十万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的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大军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率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漂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卜骨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
　　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落首领古公亶（dǎn）父在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古公亶（dǎn）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大约在商朝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豳（bīn）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漆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朱凤瀚：周人在那起源，而且在那有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他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古公亶父之后，经过王季，到后来，特别是文王时代就是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克商的这个准备，因此周原这个地方应该是周人准备克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
　　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克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閟宫》所写：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后稷就是周族人的祖先，这里的大王即古公亶（dǎn）父，意思是：自从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部落迁到岐以后才开始筹划翦除商的事业，古公亶（dǎn）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宫室，建立官制，小邦周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方国，日渐强大起来。
　　朱凤瀚：周人这种克商的思想起源那应该确实很早了，起码是王季（季历）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王季，当然他称没称王还可以讲，也可能是后人追封的，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自己成为一个王国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季的时候应该有，当然你说古公亶（dǎn）父，他迁到周原，把周邦兴建起来，使自己强大，但是克商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
　　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定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虞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文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亶父死后，季历就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商的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邘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
　　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虞、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一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
　　朱凤瀚：《诗经》上有《大雅》的《文王》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最后为周人克商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
　　王震中：周人自己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的，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这个天命呢从文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上的地位。
文王拉车是民间流传千年的传说，讲述的是文王礼士尊贤的故事，文王听闻吕尚（姜子牙）隐居渭水河滨，一天便驱车前往，文王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鱼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吕尚，二人交谈中，文王见吕尚韬略盖世，见识过人，便邀请他出仕辅佐周邦，吕尚为考验文王求贤诚意，要文王为自己拉车方允登程，文王求贤心切亲自为吕尚拉车，两人共离渭水。
　　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歧下迁走，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既丰邑。自歧下东迁居此，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时机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周迁都丰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
　　王震中：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原的时候还是主要是打下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继续向东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为了取代商，控制东方版图。
　　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继承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召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为更有利于进攻商朝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丰迁至位于陕西西南的镐。当文王和武王父子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
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木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至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远贤臣、亲小人、发明炮烙酷刑迫害臣民，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即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
　　朱凤瀚：中国历上有些末代的君主，好像被贬得很低，其实末代君主，包括像后来明代的崇祯皇帝什么的，其实都是个人还是很勤奋的，也很有才干的，甚至很勇猛的，像商纣王，史书上记载他很有孔武有力，很英武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毕竟资料还是很少的，而且现在像《史记殷本纪》，还有其他的史书，东周人的一些记载中，这个商纣王都是一个比较暴烈的这么一个人。
　　商王纣的荒淫无道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各诸侯都害怕纣，从而疏远了他，众叛亲离，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祇（qí）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对于武王的雄心，商并非毫无察觉，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国力已消耗殆尽，泱泱王国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全盘牵制造成了王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而失彼，纣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
　　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崇尚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大军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断地转动，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地鸣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于是依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朱凤瀚：好像表面上看是要打，但是周武王自己感到天命不足，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受到天命，这个详情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占卜，还有什么，文献没有记载，就是他觉得还没有完全得到天命，当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军事的准备、力量的准备还不够齐全，或者说他用这个行为试探性地看看，商王国对他这个军事积淀行为有什么反应。
　　王震中：他看到有八百诸侯响应他，从中看到了天下的民心的归向。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周族人的举国大计终于得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占卜，结果兆象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横扫着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他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西周时期的文献，我们并没有见到。
　　朱凤瀚：就是说真正记载到武王克商有这么明显的天象灾异这些东西，我觉得东周的时候记得比较多，这关乎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发展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知道西周时候的人在占星术方面有哪些说法，但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些，什么周武王克商的时候，有好多有利于他的，或者是不利于他的天象都有，两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说是很有利的，有的说是没有利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东周时候的人后来的一些追记，甚至包括有些诟病，未必是周武王时候的实际情况。
　　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三百辆，精锐武士三千人和甲士步兵四万五千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都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已逾五万人，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怀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邢丘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三截，接着又连下三天三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豫，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三截，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三路，连下三天大雨是老天特地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王继续前进，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相信天命仍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还没有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在此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朝歌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筵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
　　朱凤瀚：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大家从各个方面认证这个武王克商的年代，从历法上利用这个文献资料、金文资料，甚至是因为武王克商的时候伴随着很多天象，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当然经过一定甄别之后也有一些推算，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一般都采用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形成了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发生在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的真实面貌。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五万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的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武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陈相灵：当时，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还是，他这个力量实际是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把他看在眼里，照样是在东夷那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是要对付你的，这是首先战略上在思想上不重视他，同时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凑成十七万大军，那么十七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
　　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殷畿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修整， 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兜土筑台设坛，殷历二月四日黎明，武王登台麾军，作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历数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词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尚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尚书牧誓》的古音读法。战前动员结束后，周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三百战车、三千武士，四万五千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潮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下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王震中：牧野之战这么快速的，不堪一击的就结束了，这个主要的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
　　朱凤瀚：周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商，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因为当时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反戈一击，走的走散的散，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后来叫所谓民心，所先你要出师有名，你能够代表民意，武王克商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种，他积聚力之外，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他做了相当多工作，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战争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一支延续到我们今天。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鹿台，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纣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六百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鹿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燔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六百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竖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见冲刷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三千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凭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荆榛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
　　朱凤瀚：殷周这场置换，就是周人克了商，称为周武革命，革命这个词其实也是我们后来还在用，革命其实就是一种天命的表现吧，因为这个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武王庙坐落在获嘉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二月十九这天，都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纪念武王，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武王踏进了商都——朝歌城，武王进入朝歌城后，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诰誓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个，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
　　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朱凤瀚：商周王朝尽管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了商王朝的话，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比如说在政治上， 首先这个国家的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疆域）是一个领土比较集中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就是不单占用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有的周人这个更大的气势，主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所以采取了封建，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实在说周武王就开始了，周武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后来的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这商周王朝的更替，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有很大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的，比较说在思想文化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 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下民的领袖，天生众民，为民立君，上天看中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
　　王震中：商人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的时候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一味的只相信神的那个决定性因素。
　　朱凤瀚：他不但是说这个自己受到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而且它对于你能不能得天命，还有一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求自己的这个周人自己，周人贵族要尊奉德行，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天的保佑，因此照我看来，用一句话吧，就是他的那个宗教观进一步的政治化来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天命观对中国后来的历史王朝都有深刻的影响。
        人的上天是自然界，即笼盖四野的天，在周人看来，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它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它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以德为标准，来为人民选择君主，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念，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对敬德保民的敬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作为警世明言，一直昭示后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失德者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