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重要一环

作者：马敏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长期以来，围绕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研究，多侧重其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对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关系，则相对忽略。近20年来，这方面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长作了细致分析，但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更长时段来观察辛亥革命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关系，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百年视野”与“千年视野”

民族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费孝通曾有过精辟论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和处理“百年视野”与“千年视野”的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概念的确是在百年前辛亥革命过程中诞生的，我们必须重视梳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演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因此，离开了以千年为视界的长时段历史溯源，缺乏全史在胸的大历史观，便无法厘清近百年来的发展变化。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自在”与“自觉”、“实体”与“称谓”这两组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自夏商西周时期便已萌生，到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融合，直至秦汉时期奠定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民族融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尽管那时中华民族还处于“自在”或者说不那么“自觉”的状态，但它已是一个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实体，则是毫无疑义的。晚清爆发的辛亥革命，则是在巨大民族危机压力之下，将中华民族实体显著地提升到“自觉”状态的重要一环，其标志便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正式产生。
必须强调的是，从“自在”到“自觉”的跃升，并非从无到有的凭空一跃，而是在原有民族实体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无论“自在”还是“自觉”，所依附的都是同一个中华民族实体，只是在“自觉”状态下该实体的内聚力变得更加强大。“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对“自在”民族实体的抽象与概括，是以明确的观念形态反映和表现实际存在的民族形态。作为一个符号，“中华民族”这一称谓本身有特定对象和内涵，是指称经长期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实体民族，而非徒有其表的空壳。“中华民族名词虽新，然其形成实来自数千年的族群交融史，具有多元性格”。
以“新清史”等学派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割裂中华民族“自在”状态与“自觉”状态的内在关联，虚化“称谓”与“实体”本身的真实关系，缺乏前后贯通的大历史观，从而导致一系列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如有人借用“族群主权”理论，将清朝与中国分隔，不承认清朝就是中国，不承认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有人套用“想象的共同体”，把中华民族看成是人为建构的产物，而非历史真实演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概念只有百年历史，不适于作为历代王朝民族构成的基础；也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只有文化内涵，没有政治属性，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所有这些错误认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根本上否认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实体，是在历史大趋势中形成、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尽管各民族之间有分有合、有散有聚，但大融合始终是主流，大一统始终是方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始终未变。被一些人在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的清代，恰好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奠定了基础。



推进中华民族自觉的重要一环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近代转型中，辛亥革命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显著地迈向“自觉”状态的重要一环。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也在随时而变，从清末的“排满建国”到民初的“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概念的正式使用并获得各方认同，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已经放弃了当初基于种族之别的民族国家理念，转而采用梁启超等人最早提出的“大民族”理念，以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作为表征和发展新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从而使“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内涵得到了质的升华。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民族观，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清晰，开始从古代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型，从“自在”状态进入“自觉”状态。
然而，辛亥革命在近代民族自觉中的标志性意义，不仅在于观念形态的演进，更在于实践意义和政策层面的重要发展。简言之，它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上的“自觉”，更是行动上的“自觉”，是“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
首先，在法律意义上确认新建立的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书》首先在官方文书中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继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是从法律层面将“五族共和”思想确定为立国的法律依据。整个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词逐渐被纳入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政策话语体系中，具有稳固的法理基础。
其次，将民族国家建设同共和政体建构相结合，从“天下”到“国家”，从“臣民”到“国民”，推进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主权在民观念的提出进一步夯实了民族认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国族”理念随之产生。“国族”是中国境内众多民族的集合，但又超越各民族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统一民族称谓。
最后，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版图，明确宣示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而冀民族之大同。”显然，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主权意识和领土完整观念的强化，并转化为一系列维护和加强中华民族固有疆域的主张和措施。
正是上述从观念到法律、政治、疆域、社会的全方位变迁，使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实体”到“自觉民族实体”的重要一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觉化”进程由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在奋斗中迎来民族复兴光明前景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向前回溯历史的同时还要向后瞻望，既看到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和局限。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中华民族”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主要还局限于知识精英，一般民众并不熟悉；尽管已初步形成维护民族统一和民族平等的政策，但贯彻得并不彻底；在外部势力干涉下，边疆局势并不稳定，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也时有发生。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与社会“一盘散沙”状态，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民族问题上亦复如此。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理论和实践发展较快的历史时期，主要有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时期。如果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华民族”观念基本得以确立，各派政治力量和知识精英对中华民族构成等基本问题已初步取得共识，那么，九一八事变后，尤其在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强烈刺激了爱国主义的高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空前增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全体中国人民拧成一股绳，自觉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不懈斗争。在血与火的淬炼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开始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较于辛亥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更加全面、更为务实。一是系统纠正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解放，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56个民族共同组成民族大家庭。二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行倾斜政策，互帮互助，促进各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理论更加成熟，其标志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以“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要义，将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三者相结合，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休戚与共，“同呼吸，共患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坚持既有多元、更有一体，既有自治、更有统一，既有差异、更有融合，从而将民族治理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相较于辛亥革命时期和其后的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治理理论不仅更加系统、全面和务实，而且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切切实实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各民族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成为多元一体、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引自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