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fighter 于 2020-10-4 12:33 编辑
作者：王利华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
环境史学将再思历史思想知识体系，警醒世人破除过度物化的生活追求，抑制贪图近利的经济冲动，培育社会道德与自然道德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品格，以新的精神约束行为，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更是史家守正开新的深沉动力。千百年来，无数史家苦志于学，汲汲骎骎，求故实而致新知，“阐旧邦以辅新命”，传承文明，化育人心，传统史学因之博综天人，蔚为大观。近代西学东渐，学统重构，史学亦发生变革，忧疑浸深，时势使然，但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家，不曾忘记察古知今、学以致用的使命。因此，关于史学的镜鉴功能，相关探讨不应是应当与否，而是怎样才能够充分发挥的问题。当今世界变迁迅疾，史学如何为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资鉴，又能为社会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着实需要深思。兹抛砖引玉，仅就环境史学方面略陈所见。
环境史学的现实关怀 环境史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环境史学者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服务意识。但如何深究天人，洞察古今，提供正确知见，发挥镜鉴功能，仍需作深入讨论。
长期以来，史学主要关注“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梁启超语)，勠力探研族群活动、阶级升降、政权更替、经济盛衰、制度革易、战争冲突等人类社会事务，自有合理缘由。但从更大时空视阈观察历史，则人生百态、世间万象犹如万里江河表面的浪花、漩涡和澜涛，潜藏其下的深层运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演化，是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彼此消长。最近200多年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口快速增长，科技日新月异，文明加速跃迁，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能量流动以空前规模和速率急剧增长。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人类物质欲望不断膨胀，资本嗜利本性肆意张扬，严重扰乱了自然界的固有秩序，引起后者日益频繁而强烈的反馈。亿万年潜藏于地球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和土壤岩石圈的各种“魔兽”惊怒而起，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量，令人恐惧颤栗。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环境灾害事件更是警醒人们，各种贪婪、鲁莽、粗暴、灭裂行为造成地球生态系统退化持续加剧，人类社会早已危机丛生。历史学家向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期，对此岂皆视而不见？！
环境史学的兴起，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历史学者有责任发挥自身所学所长，系统整理人类与自然交往的历史经验，揭示生态环境与 人类社会双向作用的动态过程和长期机制，为理性认识和积极应对现 实危机提供知见。环境史学的思想遵循 环境史学可简单定义为关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学科研究。它试图跨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文化”鸿沟，以新的视阈考实求真、穷理济世。然而历史事象无限庞杂，生态关系错综密织，跨越“鸿沟”又谈何容易?
我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堪称环境史学的先行者！他们不曾使用“环境史”、“生态史”之类术语，但充分运用所在时代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如达尔文进化论、李比希有机化学和新陈代谢理论等）探讨了如今环境史学的许多核心课题，包括古代文明兴衰与自然环境破坏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基础，资本主义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夺及其所导致的城市污染、城乡对立、物质代谢中断、工人阶级生存环境恶化，甚至军事战争与环境的关系。他们基于丰富史实创立历史的、实践的和辩证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特别重视历史的镜鉴作用。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通过诸多案例（如过度森林砍伐造成水土环境退化，进而导致经济衰落；马铃薯种植传播瘰疬症并可能导致大规模饥荒与人口死亡）举证分析，揭开了一个重大历史秘密：人类生产活动固然带来短期利益，但常常造成始料不及的远期环境与社会恶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然报复论”，并特别告诫：“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他强调人类并非外在于自然界，“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比其他动物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调节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单靠认识是不够的，而要对生产方式和与之相连的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环境史学的当代建构 中国环境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坚持正确导向，选择合理进路，不断考实求真、致知穷理，努力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环境问题的要害在于自然资源过度消耗、污废物质超量排放，造成地球环境损毁、生态服务功能削弱，导致人类生存资源难以为继，并直接危及人类生命安全。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路径，是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合理调节各种生态关系。但单纯依赖科技力量，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提高，但也造成了生态 环境的严重破坏。图为美国霍默·道奇·马丁所绘《纽约亨利港的铁矿》(约 1862 年)，描绘了开采铁矿造成的植被破坏、河水浑浊的景象 FOTOE/ 供图
追溯历史，观察现实，可知环境问题实质上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扩张，进而带来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日益破坏。汤因比指出，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当今应对环境危机的最大短板，并非科技落后，而是资本逻辑的肆意扩张以及根源于此的人的思想认识与行动能力不足。因而，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自然科学手段，人文社会学者对此亦当有所作为。环境史学运用历史学的纵深思维，系统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生产关系的长期演变，虽不能开出灵丹妙药，却可查出问题所在，以便对症施治，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其现实作用和意义不容小觑。
中国环境史研究自起步至今，就其逻辑展开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环境保护史研究，二是环境变迁史研究，三是综合整体性的环境史研究。综合整体性的环境史研究志欲追寻中国文明的生态足迹，体察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态思想，梳理经济、社会与环境交互作用协同变化的机制和过程。环境史学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列述过往案例来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二是考察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和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其环境恶果，向世人提出警示；三是洞察“天人关系”古今之变，为认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和地位，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启示。
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处在人际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两种相互纠缠的基本关系之中，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像其他动物一样愚昧懵懂、无知无记。直到晚近的数万年前，发生认知革命与农业革命后，人类才真正脱颖而出。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人类一直在努力挣脱自然束缚，攫取自然资源，扩大经济生产，改善物质生活，破解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从工业生产到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经历多次重大跨越。人类这个唯一具 有精神意志和文化能力的动物，不断扩大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地质学家判断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环境变迁的主导力量，因此宣告“人类世”到来。当今世界物质文明空前繁荣，但环境形势却空前严峻，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万年巨变。在不断进行自我创造，并创造自身生存环境过程中，人类渐渐忘乎所以，自恃力量强大，在精神上疏离自然，在行为上破坏自然，终于自掘陷阱，深陷困局，其深刻历史教训足为龟鉴，亟须总结。
环境史学从文化发生之初出发，系统整理人与自然交往的长期过程和丰富史实，深度思考人是什么？何所从来？人之所以为人者何？与天地万物有着怎样一气相通、不可分割的生命联系？如何才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环境史学将再思历史思想知识体系，警醒世人破除过度物化的生活追求，抑制贪图近利的经济冲动，培育社会道德与自然道德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品格，以新的精神约束行为，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