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新世纪以来学科调适与党史研究的新动向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3期

【摘要】进入21世纪，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置，若干党史学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门二级学科，这构成了新世纪党史学科调适的重要背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设置，为中共党史研究接纳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新鲜血液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人文社科的一级学科，不仅对中共党史的认同大为加强，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借助于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激荡和彼此融合，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普遍设置以来，中共党史的研究队伍虽有人员流失，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人也纷纷加入进来，党史研究的内容、方法随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多样化。细究近年来党史研究的新气象，或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增设和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对中共党史的大力接纳，以及其他学科对中共党史的深入涉猎，密不可分。

一、若干党史学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为贯彻落实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的指示精神，中宣部和教育部2005年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下文简称仿案》)。依照《方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本科课程设置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后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均简称“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等在内的4门主干必修课程。方案同时要求“中宣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抓紧开展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有关工作。

《意见》和《方案》下发后，全国高等院校相继增设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宣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05年当年即设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文有时简称“中国化”)在内的5个二级学科。2008年，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同时，为强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一个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置，直接引发了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队伍的调整与重组。尽管不少学者认为，依照学术逻辑，中共党史应属于历史学。但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中共党史常年被划在法学门类所属一级学科政治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目录中，且多年是高等院校的主要思政课程之一(虽然有时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有时名“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但主轴均是中共党史)。鉴于特殊的国情，也是对若干学人呼吁把中共党史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回应，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又把中共党史从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在全国大多数没有单独设置党史学科和党史课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特点，特别鼓励、提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方向的学人重点关注或投身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规划组2011年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设立“既解决了中共党史的思想理论课教育进入高校课堂的问题，又使专门从事和实际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进一步扩大。”现实情况是，虽然中共党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但党史研究的地位不能不受其他二级学科的牵扯与左右。“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其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设置的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学分是其他三门主干思政课程的2-3倍，‘概论”既是一门新设课程，课时量又在几门思政课程中最多，故而急需大量教师承担授课任务。“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是“概论”课程的“主要相关学科”，“概论”课开设后，许多过去从事中共党史或者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转而讲授“概论”课程。与此同时，近年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关的招标课题非常多。这门二级学科虽设置时间不长，但发表文章的园地，既包括期刊，也十分注重各级党报。为应对现实，跟上形势，许多以前研究中共党史、从事党史教学的学人，转身投入到中国化的研究阵营和“概论”课的教学之中。

与此同时，中共十八大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讲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共的最新思想和中共的会议决议，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党校教师宣讲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之初，党校一度把党史作为主攻方向。目前，党校的重心越来越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校教师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培训和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中共党史的教研队伍在党校中处于进一步萎缩状态，中共党史的研究人手大减。

如此这般，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置后，中共党史虽然变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没有成为主干课程。原来从事党史研究的学人，转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之后，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反而呈现缩小之相。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报被国内很多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认定为权威报刊)等的竞争下，党史研究的最高刊物《中共党史研究》的作者流失不少。党史研究的队伍和《中共党史研究》这份刊物，均急需“新桃”来填补“旧符”。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设置，为中共党史研究接纳新的血液，敞开了大门。《中共党史研究》刊物的层级，在流产的2016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A类期刊目录中，被列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A类期刊。虽然A类期刊目录最终被取消，但在不少高校，尤其是华东地区(包括上海、南京)的诸多高校中，依然被当做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这对《中共党史研究》是个很大的支持。

二、近现代史学人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圈

借着马克思主义学院遍地开花之势，纲要学科对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硕博士需求大为增加。而马克思主义学院因为庐舍初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培养的硕博士生一时没有衔接上来。这为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输出“革命史”，向马克思主义学院“进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样，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成为思政课主干课程后，原来就业渠道比较狭窄的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顿时峰回路转。在历史学这边，在20世纪80年代新形势的促动下，史学界摆脱极左史学的困扰，历史研究的政治批判性退居次要地位，史学研究者重新讨论历史学的性质、特征、方法及价值等学科基本范畴，主张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史学界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边积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革故鼎新，为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历史学硕博士教师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储备了丰富的养分和强劲的学术动力。

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博士教师，在课程教学、学科研究等领域面临着或延续、或转轨、或兼容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重任务。虽然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将“中国共产党史”划归在历史学大类中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类目下，与国民党史、民主党派史、民国史、共和国史等专门史并列。但是，长期以来，历史学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很少把中共党史纳入研究对象和人才培养体系之中。受学科划分影响，历史学界认同、接纳中共党史的不多。在历史学院(系)中，与研究晚清史、民国史的教师相比，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近现代史学人不仅偏少，且常处于所在院系的边缘地带。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两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为例，就能清晰体现出来。两大学术基地，虽然有少数导师指导学生选择中共党史作为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但这种现象没能成为基地研究的主流。两大学术重镇的硕博士们，多数还是以晚清史、民国史作为主攻阵地。

两所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基地，因其雄厚的研究实力和学界人脉，为一些省市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培养了众多的师资。这些“嫁入”马院的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硕博士，除了带有丰厚的“嫁妆”——继续自己硕博士时期的晚清史、民国史的研究课题，也不能不适应“夫家”的生活习惯，依循“家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渐趋靠拢。然而，要接近、靠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身上刻着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烙印的硕博士教师，不得不一边延续自己历史学的血脉，一边转轨开拓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天地，兼容晚清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大家庭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主要面向、回应、解答“三个选择”这组基本问题，即中国人民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通常来说，“选择”是与“推翻”、抛弃相对应的。学人要干净利落、掷地有声地回答“三个选择”，固然要从无比丰厚的中共党史中找到答案与钥匙。但是，只立足中共党史自身，尚不足以全面、多方位地论证“三个选择”。依循辩证法学说，肯定与否定、选择与抛弃、支持与推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高度依存关系。故而，要更有说服力地证实“三个选择”，还需从学术上理清“三个推翻”或者“三个抛弃”，即中国人民如何推翻、抛弃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不如此，就难以全盘解析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难以总结历史经验和周详论述“三个选择”这组基本问题。因而，要阐释“三个推翻”或者“三个抛弃”，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对晚清史、北洋政府史、国民政府史的研究，更好地从学术上论证中国人民为什么抛弃、怎样抛弃、怎样推翻旧的统治者，从而反衬、烘托“三个选择”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三个选择”和“三个推翻’、‘生个抛弃”有机结合，本是解析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佳法良策。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关切，各地各级宣传部门不仅被赋予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宏观指导”权限，而且日渐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具体理论引导。在这样的热风吹拂下，马克思主义学院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有了新的要求。其突出特点是，注意借助行政力量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教师或转向、或加强对中共党史的学术观照。在宣传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倡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一些高校出现了简单的、有违学术规律的一面，即近乎强制性地或布置或要求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教师转入中共党史的研究。这番行事，就学术上而论，忽视了中共党史和晚清史、民国史的密切联系。从学科划分上看，模糊了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界}良“把中共党史独立出来的话，现代史就残缺不全，或者说就变成了国民党的历史了。”就课程设置而言，无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中共党史的区隔。这样做，也与中共党史学界的共识不相符合:“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还应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

尽管作为自然时间的晚清时代外在于中共党史，但不仅所有的中共党史通史类著作，甚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通史类著作，都无一例外地以各种方式对晚清时代的历史做了描述，有些甚至篇幅很长。从中共党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母体中。由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而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孕育中国共产党的最根本因素。对此，如果不从历史背景出发，就很难做出全面准确的描述。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学院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过度偏重，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的晚清史、民国史的抑制和冷脸相向，以致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前的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在有些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的历史书写中显得相当尴尬，甚至被若干宣传部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视为不务正业。

类似这样的做法，既挫伤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一些从事晚清史、民国史研究的硕博士教师的积极性，更从学理上影响了对“三个选择”的全面论证，很不利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成长与进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要在广泛了解中国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没有了对“三个推翻”或者“三个抛弃”的学理性研讨，“三个选择”的说服力也会大为降低、减弱。只有在对“三个选择”和“三个推翻’、“三个抛弃”的对比研究中，才能更加彻底地论证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学人对“三个推翻”或者“三个抛弃”的深层次探求，不仅不会稀释“三个选择”，反而使“三个选择”更加厚重起来，也使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门二级学科进一步丰满起来。好在一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人，一边运用历史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一边吮吸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润乳汁。这群学人不仅细化了对晚清史、民国史基本问题的研究，而且勤于开拓，积极向中共党史寻找新的研究兴奋点。他们希望把晚清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熔于一炉，以便更加全面地、更为响亮地回答“三个选择”这组基本问题。

正是在这批受过史学严格训练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人的奋力坚守下，中共党史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同时，史学实证主义的风气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也得以大大增强。马克思主义学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证主义的学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的可持续性发展，重要性不言自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和史学化进程的双重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吁求也从潜藏层面转为公开主张和更多人的实际行动。这既是推动中共党史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也是推动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历史学一级学科蓬勃发展的巨大助力，这无疑是多赢的组合。

三、多学科深入涉足中共党史

大致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借助行政力量，引导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侧重中共党史的同一时刻，历史学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共党史的认知也日趋成熟、开放与包容。多年以来，因学科营垒不同，学术思路有别，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与中共党史之间有一道显明的、许多人不愿意逾越的鸿沟。但是，学术毕竟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和理论逻辑。民国史研究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门槛越来越高，愈来愈难以突破和创新‘民国史往前走的可能性比较有限’。伴随民国史研究日益的深耕与细作，更多的学者体认到:不仅国民党史、中共党史、民主党派史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学术共同体，而且民国史、晚清史、共和国史，甚至中国古代史、世界历史，在诸多领域、诸多重大问题上，也有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一面。

既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又与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学术界的改革、开放、融合、交叉的意识也日趋强烈。这尤其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问题，需要跨出本学科封闭的小世界，借鉴多种学科知识，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新意迭现、清丽脱俗。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环境的多重作用下，与20世纪下半叶相比，历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的认同大为加强。以前少数靠中共党史研究成名的历史学者，现在趁着党史研究的大好时光，积极拓宽党史研究的新领域。从现代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激荡和彼此融合是现代科学的成长之道。遵循科学成长的海纳百川之道，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应成为中共党史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成长途径。只有借鉴吸收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门对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总体观察的中共党史学科，才能全面系统、完整深刻地认识和反映党的历史。

时代与学术，相辅相成，共同前行。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渐成学术热潮。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文学等等学科，都有学人潜心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们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边积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既带宏观、又具实证、兼有比较的细致解读，不少成果让人耳目一新。对比多学科对中共党史的积极进入，能够发现下一步中共党史研究需要重点发力的地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虽然面向的是1919一1949这个短时段;但是，研究者需要有丰富的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知识储备，需要了解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党史研究者只有具备了历史学短、中、长时段的眼光，兼采多学科的论述方法，才能更加多面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放到从欧洲共产主义文明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光谱中来观其流变，才能深刻地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较之中国古代历史的出新之处。

    (本文作者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思政中心教授武汉4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