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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雪楠，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本文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4年12期、近现代史论排版编辑
一、惊世“俄乱”: 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第一印象
“十月革命”的消息是三天后才到达中国的。1917年11月10日至12日间, 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钟》报、天津 《大公报》等国内主流纸媒相继转载“八日伦敦电”, 报道俄国发生的“大政变”———“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3。然而, 在此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内, 主要依靠外媒消息来报道国际情况的中国报界, 甚至都无法确定以列宁 ( 当时报界称其为里林、黎林、李宁或林莲) 为党首的俄国“急进党” ( 或称“美克齐美尔党”“过激党”) 是否已成功夺得政权4。由于难获确实消息, 中国报界不约而同地使用“俄乱”5一词表述难以捉摸的俄国政局。多次转载华盛顿消息的《大公报》抱怨:“此间所得俄京消息犹互相矛盾, 十七日之前均谓俄首相克伦斯基与料尼洛夫将军之胜利; 十七日之后俄京消息又复不羁, 谓急进党得势云。”6当时, 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俄国革命”实际上是指推翻帝制、鼎定共和的1917年“二月革命”。相形之下, 1917年11月的这次“改朝换代”充其量是俄国帝制推翻后社会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暴力政变, 甚至“识者故早知祸至无日, 乃最近果 有大乱发 作”7。在“共和政治”的惯性思维内, 这种“改朝换代”式的政治革命观固然显出时人的“革命” 认知仍然难脱“王朝循环”的陈迹8, 然而面对邻国一再革命的社会乱象, 中国评论者们“先建共和”的优越感却跃然纸上。《晨钟》报将此次事件视为早前墨西哥政变的翻版, 纯属“不知政治乃何物”的乌合之众“恃口舌与腕力为夺权固位之争”9。对俄国情形早有关注的《东方杂志》虽能稍秉客观态度, 指出国内两大势力冲突是造成政变的主因, 但对于手段激烈、趁国之危难而内讧争权的“过激派”颇不以为然, 对“下等阶级”所掀起的“革命”更不抱乐观10。兹欧战吃紧之秋, 人们普遍担心俄国政变将使陷入僵局的大战再生变数。俄人此时非但不能协力御敌, 反而“误己误人”1, 时人对俄观感可想而知。随后, “俄德单独媾和”的消息再度震惊世界, 中国舆论一片哗然, 报界纷纷警告“俄乱”将祸及中国2。果然, 人们很快看到了“过激派”在华活动的身影。12月初, 哈尔滨军界工界“受过激党影响者有武装夺取中东路管理权举动”, 中、俄、日三国军队很快在哈尔滨形成对峙局面, 中国政府对俄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48小时内撤军, 酿成举国关注的“哈尔滨危机”3。众人以为, 俄国过激派 “夺路”实为 促成“单独 媾和”之重要举动4, 中东路一旦落入其手必将用于“接济德军粮草”, 中国“自宜断然排斥此种不负责任之举动”5。受“俄德媾和”影响, 国人宁愿相信日文报纸上俄国“政变”源于俄、德两国“特殊关系”, 列宁受贿于德皇之传言6, 反而对驻俄公使刘镜人通报的“俄国内乱纯为阶级战争数百年酝酿之祸源”, 实因土地问题而起“社会大革命”的说法7未予关注。1917年末, 各种传言包裹下的“过激党俄国”颇令人有“俯瞰深渊, 下临无地”之叹8。相似的政治转型、猛烈的社会遽变, 这场“俄乱”使中国人向近邻投去不少疑惧目光。《大公报》年末刊出的《送民国六年》或许更能直观地反映人们对当年11月那场“亲德急进党”主导的、消极意义上的“俄国革命”之第一印象:“溯此一年世界之政局与国内之政潮, 胥足使吾人怵目惊心”, “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 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以是观之, 私也者直世界穷极凶恶之恶魔, 可以乱全球害国家戕无数无辜人民之生命财产”9。
二、俄德之辩: “社会革命”典范的形成
1918年11月, 德国爆发革命, 德皇逊位, 第一次世界大 战旋即结 束。中国一面 沉浸于“居然位列战胜”与 “公理战胜”10的狂喜中, 一面加入了回应世界“新思潮”的队列。在时人眼中, “德国革命”意义非凡, 不仅昭示战后“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民本主义”对 “专制主义”11、“德谟克拉西”对“武力迷 信”12的最终 胜利, 更带来风 靡全球的“社会主义”思潮。欧洲迭起的 “社会党运动”使人们确信, 原有的政治改革目标已渐失意义, 应对“社会改 造”投注热 忱13。更重要的 是, 大战后弥漫世界的“反省西方”思潮, 已使自晚清建立的“西方”体制的美好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14。与英、美、法旨在实现政治转型之革命不同, 俄、德社会党不仅成功夺得政权, 更揭橥“社会革命”大旗。日本知名评论家山川菊荣称, 法国革命虽有无产阶级反抗意味, 却只能建立工商阶级主权; 德国革命虽有理论优势, 却始终未能揭竿首义践行“平民主义”; 唯有俄国革命才应被视为“世界民众运动先驱”———不仅在本国实现了彻底社会变革, 甚至将唤起平民运动新精神, 预示20世纪“平民阶级互相呼应、互相结合运动”的重大趋势15。自民国以降, 中国知识界早有民国政治反不如清之慨。究其根源, 革命之功用, 非在革命本身, 而在革命后之处置。政治革命之成, 全赖社会革命之功1———中国人寄望多年却始终停留于纸面功夫的“社会革命”居然在“受德人社会主义影响”2下的俄国首先实现了!在以“革命”换“革新” 的思想前提下, 人们逐渐意识到: 俄国革命杀伐手段虽烈, 然贵在破除陈规, 暂时的社会纷乱仍不掩其主义之可贵。俄人勇于实践新制度, 已成不争之共识。3 1919年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热潮不仅促成中国人追赶“社会主义” 的集体焦虑, 更成为中国知识界重新解读俄国革命的关键背景4。改弦更张 之“新俄”由 此转型为 鼎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驱力量, 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新榜样。主持《晨报》编辑的陈溥贤曾有评论: 长期以来, 中国知识界之对俄认识始终缺乏独立见解与“主义上的考究”, 或盲目跟随“资本家控制的新闻机关”妄加批判, 或简单沿用日本人的称谓, 随意指摘俄国社会民主党为“过激派”。这种情况应予彻底转变。中国知识界应尽速重启对俄研究, 由客观考察“布尔司维克主义”入手重新审视俄国革命、确定对俄政策, 使其不致走入歧路。5李大钊兴奋地发现, “潜藏着极大社会进化”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新潮流正通过俄国革命传向世界6。有法学研究者认为, 俄国新宪法打破三权分立、新创“苏威 ( 指苏维埃———引者注) ”不仅能广泛代表民意, 亦能强化政府动员能力, 绝非“独裁专制”所能褒贬7。高一涵更称赞俄国新制度本为世所推崇之平民共和, 国人认其为“洪水猛兽”实为无知识的妄论8。就连学生辈的傅斯年也表示: “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 “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他作引子”9。与日渐增加的褒扬舆论相反, 主张以“法统主义”推动社会革命的张君劢, 对时人“贵理想、轻手段”的对俄评论颇不以为然。张君劢认为, 真正成功的社会革命应如德国“建筑于五十年训练之上, 酝酿于四年战事之中, 有国民为之后盾, 无一革再革之反覆”, 民意成熟, 水到渠成。俄国革命虽然功勋彪炳, 却百年难遇、难以效仿, 更于旦夕之间“强加个人理想于众身”。公心而论, “他们号召的主义是否合于全俄民意?”, “是否合于普汎人类幸福?”言下之意, 缺乏切实“民意”的主义, 无论其理想正当与否, 皆难避免“手段流毒”之误。10然而, 极力主张“民意政治”的张东荪却认为, 起于“下层”之革命只需专心训练民众心性, 不愁“民意”不成。俄德革命之高下, 实在于其改造平民之功。若抛开手段之争, 以举国之力实现“平民教育”的俄国反倒更胜一筹, 令人钦佩。11《晨报》自1919年4月10日至26日连载《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 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1, 清晰地展现了时人重新审视“社会革命之俄国”时的微妙变化。该文作者指出, “布尔司维克主义是改革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主义”2, 俄国是以“社会主义协作精神”为统领, 怀抱“世界社会大革命”理想之新国家3。辑译该文之《晨报》编辑亦认为, 单就俄国矢志践行“人人为社会”理念之一点而论, 俄国革命已足受后世敬仰4。1920年初, 详述俄国社会革命现状之《六星期之俄国》由晨报社出版, 张君劢读罢此文后, 对俄观念为之一变, 对俄人改造社会之“真革命”精神感慨万分5。不能否认, “十月革命”后热烈评论“俄国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 因消息闭塞而始终处于假“他人言”观察俄国革命的境地。独立视角与一手材料的缺失, 无疑成为知识界对俄观感起伏多变的主因。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不断向“社会”投注热忱的中国知识界, 却愈发感到近邻“由弱变强”、挑战“西方”既存秩序之“社会革命” 的强大震撼力。反观己身却不禁扼腕: 政治革命已逾数载, 社会陈旧如故, 求变求强的中国“社会革命”又如何能从“纸上功夫”走入现实?
三、“改造”之争: 以俄为师?
1920年10月,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应邀赴华讲学, 其“改造中国”的意见直接引发了以陈独秀、张东荪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这当然是高度概括后的 “历史意见”6。其实早在来华之初, 罗素就已感到, 尊称其为“第二孔子”7的中国人“不要技术哲学, 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8。事实上, 时人对罗素哲 学造诣之 尊崇, 远不及听 取其“改造中国”意见之殷切, 这甚至成为“我们对于他的唯一要求”9。但是, 如果说罗素是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源头, 张东荪是其忠实“追随者”, 陈独秀是其坚决“反对者”, 那么当罗素离华后, 张、陈二人对罗素完全相反的评价则足以引发我们继续探讨“当时意见”的兴趣。张东荪抱怨说: “罗素先生这一篇《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上, 有许多地方和他向来的主张相矛盾。如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社会主义, 末段说中国最好是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 而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上却说非采用劳农专政不可……凡此种种让我们生一种感想, 就是觉得罗素先生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 如何能指导我们。”10陈独秀则评论道: 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指出, 改革之初, 需有一万彻底的人, 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 去制驭政府, 创兴实业; 中国的政治改革, 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 “要到这个程度, 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知识快点普及, 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色彩, 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他甚至认为: “罗素这两段话, 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11显然, 罗素对“劳农俄国”的态度, 或者说中国是否要仿照俄国方法进行“社会改造”是导致张、陈二人截然相反态度的根源。实际上, “布尔塞维克主义”是当年罗素为回应中国人了解社会政治思想之渴望而演讲的另一主题1。罗素在华期间, 其“改造中国”的意见始终基于两个参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欧洲与俄国。罗素对欧洲的意见较为固定, 希望中国“以欧为鉴”, 切勿笼统吸收值此“过渡时代”之欧洲文明2。然而, 在反复提及游历未久之俄国时, 罗素的说法则颇值得玩味3。如他曾反复告诫, 中国值此 “过渡时代”, 应当“循序渐进”进行改造, 不可若俄罗斯之“改造过急”4; 在谈到“发达产业”问题时, 罗素又以俄国试办 “新制度”而 导致其“孤 立无援”来劝诫中国5; 在论及教育政策时, 俄国有知识之人“问于实业及应用之物则不甚研究”的状况也成为罗素劝诫中国学生的素材6。与此对应, 中国知识分子在借罗素之言讨论“改造中国”问题时, 似乎亦难绕过“俄国问题”。甚至可以说, 罗素以足能左右中国知识界之“哲学大家”与“亲历者”身份所讲述的游俄观感, 实际上成为这场论战的另一重要背景。有学者曾用“相逢缘何不相识”7形容罗素此次中国之行, 这种“让人为难”的情形似乎也曾出现于罗素的俄国之行中。罗素随英国工党代表团游俄时虽曾受极高礼遇, 甚至有与列宁密谈一小时、与加米涅夫同宿一夜的经历。但这些皆不足以打消罗素对俄国新制度的怀疑和批判。罗素坦言, 自己“信仰共产主义”, 但绝不赞同俄国式的“把无限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共产主义, 更难以想象用“武力专断”建成的共产主 义。罗素意识 到, 俄国最需 要的是“强有力的政府”, 但坚决反对借战争之名而维系的专断政治。罗素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确实可以发展本国富源, 但又十分怀疑这种战争中产生的“社会主义”, 因为他满眼所见皆是“不正当的物质分配”与受尽压迫的农民。因此, 罗素强调, 评论“俄国革命”应抱以相当之冷静与客观,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还需认真审视“革命” 带来的真正社会效果, “鲍尔希维党不是可崇拜的神仙, 也不是该划除的魔鬼。他们不过是有胆量有才干的人竭尽才力从事于目前不可能的事业罢了”。8带着这种既同情又批判的英国式的“容忍精神”9来讲述俄国的罗素, 实际希望中国听众亦能充分“以俄为鉴”, 对社会改造持审慎态度, 循序渐进完成变革。然而, 他亦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对于战后世界的重要意义。于是, 他只能一面高赞俄国“布尔塞维克主义”铲除重商主义、解决贫富差异的“社会主义”理念, 又一面反复申说俄国不足以支撑其理想的教育、粮食、工业水平, 指摘俄国维系政权的“强硬手段”反而使“社会革命”后的俄国陷入 “工业失败”与“渐失革命本意”的困境10。在这一背景下, 就不难理解论战爆发后双方何以胶着于“发展实业”与“社会主义” 两问题之上了。简而言之, 双方皆希望以罗素之言“证明”自己而“证伪”对方。本对俄国革命手段抱有看法1、又对罗素佩服“一百二十分”2的张东荪写就《内地旅行而得之一教训》, 谆谆告诫中国当以“发展实业”为先, 切莫“空谈主义”3。坚决主张“社会主义”的邵力子等人立刻反讥张东荪误解罗素本意, 谬言中国应重蹈“资本主义”覆辙4。其实, 论战双方本有基于相同历史进化逻辑的“改造中国”共识, 即在“中国不能外于世界”的根本前提下, 改造中国必难越过“社会革命”, 必要实行 “社会主义”。在 此前提下, “俄国革命”甚至也成为双方检验“社会革命”效果的重要参照。然而, 双方又各持一套自洽的“改造中国”逻辑, 皆抱以“非此即彼”之激烈态度审视对方观点, 结果便导致这场互难“容忍”的论战, 导致“以俄为鉴”与“以俄为师”的根本对立。张东荪以俄国“工业失败”“政治集权”反推其“社会革命” 失效, 因此中国只能“以俄为鉴”, 严守进化逻辑, 由发展实业而产生阶级社会, 随后再行社会革命, 实行社会主义5。邵力子、陈独秀等人显然因为俄国的存在而将世界视为“资 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 之对垒, 在此情形下, 中国必须“以俄为师”从速进行社会革命, 以“社会主义”发展中国6。有趣的是, 论战双方当年都曾与“劳农俄国”的使者积极讨论过“改造中国”的计划7, 都曾亲眼见证开始介入“改造中国”进程的革命的俄国。曾被邀参加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召集之“秘密聚会” 的张东荪, 明确知晓俄国将有赞助中国革命之行动, 以“俄国革命”为榜样的“劳农主义” 或将于中国成为现实, 这使他忧虑不已。张东荪始终认为, 政党之成立必须基于一定的阶级基础, 而中国距离“劳动阶级的自觉”尚早, 强行以“狄克推多制度”贯彻劳农主义、组织团体, 无异于自 毁“社会主 义”前途8。于是, 他在放弃高谈“社会主义”之余, 甚至开始借罗素之言9, 批判中国似已出现的“伪劳农主义”趋 势10。这对以俄 国革命为 参照、正积极筹备建党的陈独秀等人而言, 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自1920年底至1921年末, 论战进入白热化状态。一方“固守阶段说”, 主张以发展实业促成“社会改造”11, 坚决反对仿照俄国“以强迫方法实行社会主义”, 制造“伪劳农革命”12;另一方坚信中国已深受资本主义压迫, 非按俄国方式速行“社会革命”则难以挽救危局1。吊诡的是, 双方虽在陈述同一个“俄国”, 但一者指向 “失败的社 会变革”, 一者指向“成功的制度革新”。双方虽同在 “中国不能外于世界大势”的名义下、借“劳农主义”痛陈中国问题, 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与“世界”, 开出了“改造社会”与“改造政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 “救国”药方。就此而言, 以罗素演讲引发的这场论战为契机, 中国知识界讨论数年之“俄国革命”终于从遥远的“他者”迅速转变为引发强烈共鸣、影响中国自身命运的重大事件。“十月革命”由此走入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 并在此后数十年的不断诠释中逐渐定型为今日家喻户晓的历史分水岭。
四、结语: 如何“救国”———“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1917年至1921年间, 中国知识 界关于“俄国革命”的持续讨论, 与其说是对“他者”问题的浓厚兴趣, 不如说是当年知识界再三权衡自身问题, 进而产生“集体焦虑”的一个生动缩影。“十月革命”从以单纯“暴力政变”形象出现的 “他者”, 迅速转型为代表“社会革命”新方向、昭示中国未来出路的重大事件。这一根本转变也折射出数年来中国知识界探索“改造中国”问题时的微妙心理变化———由“先建共和”之优越逐步跌入追赶 “社会主义”的后进, 由厌弃共和政治、达成“改造社会”共识再度复归“改造政治”的激烈争论。正如蒋百里当年所言, 欧战后的“救国”问题俨然已成“斯芬克斯口中的谜”, 在“改造政府”与“改良社会”之间“盘来盘去”, “寻不出一个头来”2。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在“中国不能外于世界”的共同焦虑中, 中国似已成为世界各种思潮的试验场,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中国”。无论严守 “进化”轨道、循 序渐进“改 造社会”, 还是尽速开始革命、彻底“改造政治”, 都难以撇开“世界思潮”变幻带给中国的一次次冲击, 都难以摆 脱“世界”反 复迫使“中国”进行自我定位而引发的种种争论。但是, “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仍取决于志在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如罗素离华时所言, 中国的改造必须“自己设法解决问题, 切莫全然依靠外人”, 改革应当“从政治方面入手”, 只要“有一万彻底的人肯冒危险, 牺牲性命去推翻旧政治, 建设新政治”, 继而振兴实业, 则将来自不难达到改造目的3。换言之, 身处纷繁的“世界的中国”言论场, 谁能尽快摆脱遥遥无期的争论, 将“救国”良策尽速转变为政治现实, 创造一个“中国的世界”, 谁就能真正主导中国的未来。当年轻的革命者将“夺取政权”作为“改造中国”的首要目标时, “俄国革命”终于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由“改造社会”彻底复归“改造政治”逻辑, ———这对于矢志将中国引入“社会主义”轨道的中国革命者而言, 这或许正是“十月革命”对20年代中国的最重要“参照”。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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