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说文解字》,史字“从中从又”,是一人以手执“中”之象。“中”是何物,学者历来意见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此字应与记录有关,最终又跟政治密不可分。《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世将此观念投射到天庭、地狱,于是有孙悟空在阎罗殿一笔勾销猴类生死簿之事,快则快矣,后来取经路上遇到幻化多端的六耳猕猴,跑到阎王爷那里查找其身份,却因记录无稽而无可奈何,真是自作自受。这也反过来证实刘邦入咸阳,萧何忙着收拾秦朝廷里的图书账册,智商到底要比猴子高上一筹。
历史是一门对付时间的学问。光阴似水,人在中游,上下极目,无始无终;也像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方生方死,转瞬即逝,只留下空无而已,历史记录由是重要。即使无所不能的上帝,大概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同样需要抵抗时间的霸道。《圣经》里讲末日审判,特别提到一种“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善恶相偿,看来也害怕赖账。白纸黑字,到底要坚实得多。
如《西游记》里表明的,类似的物件在中国人关于阴间的想象中同样存在。但和一般性的历史记录不同的是,此种讲法实际是把历史当作了账本。我小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到过不少宣传画都描绘“狗地主”藏了一本“变天账”的情形,而无产阶级的大手则无情地把它们丢到熊熊大火中,在火焰映照下,缩在墙角中的阶级敌人嘴脸愈发丑陋。在《闪闪的红星》里,胡汉三带着“还乡团”反攻倒算,在村口大喊:“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也是这个观念的体现。前几年忽然听到大街小巷都在唱这句话,仔细听,说的却不过是“80后”小儿女谈恋爱赌气吵架的事,令人不由不笑,觉得时代到底变了。
但这种算账式的史观,并未随时代的改变而彻底消散,至今仍有人怀疑历史学家去“闯禁区”或者研究结论与“主流”不同,乃是要“翻旧账”。这未免小看了史家的胸怀。当然,记账也是记录的一种,似乎也是早期史官的一种责任,但现代历史学家绝不是会计。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怎样理解历史学的学科使命。培根言:“读史使人明智。”不管通常所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还是教训,都依赖于对人类既往经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因此,历史学看起来面对的是过去,最终的落脚处仍是现在和未来。至少,研习历史应该开阔我们的心胸,知道一时的得失于整个历史不过是浮云,因而有助于社会更加和谐。天天计较尔长我短,盈亏几何,如同那歌里的一对儿,还不如趁早一拍两散。
历史学者踏入前人少有涉足的领域,为我们处理那些未曾遇到过的新境遇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但也不可避免要触及一些令人黯然神伤乃至痛心疾首的经历。这好比要撕开表面上已经愈合的伤疤,逼人正视,无论如何也不大招人喜欢。但须知历史学者并不是“受虐狂”,对于各种不愉快的经历,自然也是想要走出去。他们之所以甘为“乌鸦”也要将那真相揭破让人看,其意仍是使大家不必重蹈覆辙。比如,中、韩等国要求日本正视侵略的历史,便绝不是要求更多的赔偿,而是希望翻过这沉重的一页。但偏偏有人不承认,于是这段历史自然也就如影随形,成为永远翻不过去的一页。
这道理国人容易懂,但落到自己身上,有时也转不过弯来。近20年来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对中国晚近若干年历史的无知已到了令人惊心的地步。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学术界在有形无形的禁抑下,自觉地把它作为“禁区”,至今缺乏翔实深入的研究,课本上有限的叙述也极为空洞教条,难以提供起码的反思资源。因此,许多年轻人偶尔获得一点与主流叙述不同的片段材料,无力将之放入更全面的历史场景中去加以考量,不是轻信便是轻疑,当然难以形成更为平实通达的看法。这对于我们走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人爱说历史是个包袱,必须放下,才好前行。如果真是如此,那这话所说的“历史”也主要还是“走麦城”,而绝不是“过五关”那种。自然,前者远不如后者那么辉煌,当事人不想说,也还是渴望面向未来,或者也暗自里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期许,仍然值得鼓励。然而,另一方面,既往不咎的前提首先是要正视“既往”的存在,否则,“咎”与“不咎”又有何意义?就此而言,喜欢“翻旧账”的历史学家也是引领我们真正卸下历史包袱的向导,其实可爱。
本文选自《大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王东杰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