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张华腾,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2015年02期

一、对北洋、北洋派、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认识

笔者对北洋、北洋军阀词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北洋”一词最早纯粹是一个地理概念,以长江吴淞口为界,长江以南即南洋,长江以北是北洋。对洋务运动时期及以后兴起的商家、学堂、军队等新兴事物冠以“北洋”称谓,如北洋水师、北洋大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官报、北洋大药房、北洋海防、北洋商务等,均为地理概念。北洋一词具有政治含义,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设置北洋通商大臣一职,简称北洋大臣。由于李鸿章、袁世凯相继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以人们先后以“北洋”一词代称李鸿章、袁世凯,成为有政治含义的名词。其后袁世凯势力在新政中崛起,也被时人称为北洋势力。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称为军阀是在袁世凯死后,大约在1918—1919年间,不过时人在称北洋势力为军阀的同时,也称南方执政者为军阀。在此期间,孙中山、梁启超、李大钊等几乎同时使用 “军阀”一词称呼执政者。孙中山1918年1月17日《在宴请滇军第四师官佐会上的讲话》中说: “外人多以南北为二团体,其实不然。在北,冯有冯一团体,段有段一团体,其余师长、督军,拥兵自固,各有一团体。南方亦然。今日中国遂成一纷纷之逐鹿之现象。”〔4〕孙中山虽然没有使用“军阀”一词, 但意思表达得相当清晰,军阀一词已呼之欲出了。同年10月26日《申报》载梁启超对某报记者发表谈话时,首次使用军阀一词。他说: “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丘之貉 也。”〔5〕李大钊于1919年3月,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使用了军阀一词。他说: “试看那强盗军阀, 哪个不是忙着搜括地皮,侵扣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6〕孙中山在1919年10月《复于右任函》中称南方执政者为“南中军阀”〔7〕。其后,使用军阀这一词汇称呼南北执政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徐勇曾对“北洋军阀”一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查,他认为,其实盛行于中国近代的“军阀”一词是舶来词,“可以确认‘军阀’是来源于日本,而且可以确认它出现在大正初年( 1912) ,其后于1917年前后在中国得到传播运用”〔10〕。徐勇认为,李大钊是最早引进并使用“军阀”概念的中国学者, 这与李大钊在日本的留学经历有着直接关系( 李大钊1913年年底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16年5月回国) 〔11〕,当时,正是日本民主运动反对军部专权之时,李大钊接受了日本民主运动反抗军阀擅权的思想,回国时正值督军团干政,所以运用军阀术语直陈时政是很自然的,此后“军阀”一词得到时人的认可并被广泛运用开来,说明它符合中国社会之实际,北洋派发展至北洋军阀,开始为人们所厌恶,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总之,北洋一词本意纯属地理名词,“北洋军阀”是由北洋势力发展而来的,是在袁世凯以后特殊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北洋军阀史不能替代北洋史,北洋史研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不仅仅要研究北洋军阀,还要研究其他政治势力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全貌包括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及社会问题等。

二、对北洋社会的认识

其实,北洋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段独特的阶段,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清王朝的旧有统治,开辟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时代,迈上了现代社会的新起点。北洋时期虽然仅有十几年时间,却是一个激荡、起伏、发展的社会时段,是近代以来变革最剧烈的时段,是进步发展的时段。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引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集团的林立,言论出版的自由,现代城市的崛起等。当然,这一时期不是完美和理想的时期, 而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新与旧、中与西、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传统与现代并存,反对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同在,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呈现出的是一个极端混乱、无序的时期。其实,这非常正常,任何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莫不如此,孔子不是惊呼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吗,然而我们都承认春秋战国时代 发展了,进步了。北洋时期 也是这样。〔13〕首先,从政治方面来说,北洋社会最明显的特点是乱世。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竞相表演,斗争激烈。诸如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确立,造成立法机构国会与行政机关的争斗,国会内部党派之间的厮杀,总统府与国务院权力之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南方与北方的对立,南北方内部各自的分裂等,这些争斗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各种政治势力中以北洋势力最强,但其内部的层层分裂和争斗大大削弱了北洋势力,使它多次丧失袁世凯以后统一中国的良机。第三,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北洋时期是思想活跃、开放的时期,春秋战国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现。一系列新生事务、新的思想学说、 新的政治组织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诸如新文化运动、共产党诞生、国民党改组等均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思想流派和政治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的。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不管何种学术流派,只要能自圆其说均有一席之地。

三、对北洋政府的认识

对1912—1915年间的北洋政府,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它不是封建买办政府,而是资产阶级政府。为什么如此说呢? 从北洋政府属性及其发展经济的实绩进行考察,首先,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其次,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加入了北京政府,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著名者如前期的唐绍仪、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熊希龄、刘揆一等,后期如熊希龄、梁启超、周学熙、汪大燮、汤化龙、张謇等,他们在政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在清末重视发展实业人所共知,民初任大总统期间更重视发展实业。袁世凯在参加北京临时参议院开院礼中申明: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工商、农林二部,以尽协助提倡二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体。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实言之,中华实农业国也。垦荒、森林、畜牧、渔业、茶桑富藏于地, 类多未辟之菁华。愿我国民,勿从空中讨生活,总须从脚底下着想,即以矿产言之,急须更改矿章,务从便民,力主宽大,以利通行。且商律与度量、权衡,亦应迅速妥订实行。”〔18〕袁世凯发展实业不是一般的号召,而是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特地向各省军政长官发布命令: “凡关于保护兴业各法令,凡经前清规定者,但于民国国体毫无抵触,应即遵照前次发布令概行适用,次第施行。各省民政长有提倡工商之责,须知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务望整饬所属,切实振兴,以裕国计。举凡路矿、林垦、蚕桑、畜牧以及工艺场厂,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务须加意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未办者, 亦应设法维持,善为倡导,一面由农林工商部迅将各种应行修订法律,分别拟设草案,提交国会公决施行。”〔19〕北洋政府为发展经济制定了许多措施,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其性质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在执政时推行发展经济政策、法令,下野后大都投资于工商金融企业,成为华北尤其是天津经济发展的助力。据经济史学家虞和平统计,在1912—1922年的11年间,共有547人次的军阀官僚投资和创办了197家企业。〔20〕正是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北京政府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除资产阶级激进派之外,资产阶级的温和派或在野拥护北京政府,或直接参加入北京政府,成为北京政府中的要员,与执政的北洋集团通力合作。尽管资产阶级温和派对北京政府也不十分满意,但总体上说是支持和拥护北京政府的。他们对北京政府的作为给予充分肯定,“四年之间,国是已经大定,内外官吏,诚能以国家为前提,辅弼鸿猷,绥厥中土,国力日见 其发展,国基日见其巩 固”〔24〕。北洋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努力。如外蒙古独立一事。乘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沙俄鼓动、支持外蒙古上层脱离中国而独立。北京政府为此与沙俄、外蒙古上层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虽然斗争中不得不妥协,但北洋政府坚持将 “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写入协约,坚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 外蒙古使用民国年历。在此前提条件下,外蒙古于1915年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放弃独立,取消相应国号、年号,中国恢复对外蒙古行使主权。〔25〕外蒙古上层取消独立后,中国政府允许其自治。1919年7月至1920年初,北洋政府抓住时机,派遣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入蒙,成功迫使外蒙古撤销自治,回归祖国大家庭,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保持了中国北部边陲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清末以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亮点,“历史上未有之盛事”〔26〕。即使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北洋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的,在日强我弱国力悬殊的特殊背景下,北京政府通过外交谈判迫使日本提出修正案。最后,在日本以武力威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接受时,北洋政府才不得不妥协接受。但中国政府接受的是二十一条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接受的部分都是已经形成事实的部分,即日本已经控制了东北南部和蒙古东部部分地区及山东胶州湾地区的现实。〔28〕中国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国家主权受到极大损失,北洋政府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此定五月七日为国耻日。袁世凯以后的北洋政府通过各种机会要求收回失去的国家主权,先后有巴黎和会上的斗争、华盛顿会议上的斗争,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问题。此外,北京政府成立后还启动关税自主谈判、 裁厘加税谈判,1925年开始关税自主谈判等。

四、对北洋时期国会、宪法的认识

国会是民主制度的载体和象征,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将西方的国会制度移植到中国。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北洋时期的政治精英非常重视宪法,为此采取了不懈的努力,试图制定一部确保民主共和国稳定发展的永久宪法,修法、护法是北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内容。关于议会,其实袁世凯最初是愿意与议会合作的,我们可以用议员自己的话来印证,议会中资格较老,从临时参议院议员到国会议员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籍议员的谷钟秀说: “前参议院时代,凡政府提出借款案,无不悉赞成。而政府于立约签字之先,亦靡不将交 涉情况报 告于参议 院,征求同意。”〔30〕从立法实践来说,袁世凯与临时参议院的合作也颇有成效,,制定了一系列的政制法规,如 《国务院官制》、《国会组织法》、《参议员选举法》、 《众议员选举法》等,奠定了中华民国立国的基础。民初内阁风潮,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提出内阁成员的一次次否决,袁世凯也不得不给予尊重,想方设法与临时参议院协商沟通,甚至宴请议员以求问题的解决。袁世凯与议会的合作,袁世凯在第一届国会即将召开、临时参议院完成使命的闭院礼讲话中说: “一年以来,世凯与诸君子艰难共历、相见以心,倏忽岁欢,光景在目,虽立法、行政所处不同,而以国家为前提,视政治如家事,与诸君子均在忧勤惕厉之中,骇浪乘船,同心共济,缓急轻重,弦韦交资者,固可握手互谈,屑涕追语者也。”〔31〕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代表统治者的意志。《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被革命党同盟会所控制,仅仅代表了革命党人的意志,与国家宪法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袁世凯与议会的矛盾激化以至于决裂,在于1913年首届国会成立后准备制定一部正式宪法,以取代 《临时约法》。袁世凯有了《临时约法》实行一年余的实践,对《临时约法》的弊端深有体会,因此对国会召开后制定新宪法非常重视,极力要消除《临时约法》的弊端,将北洋势力的意志纳入宪法之中。袁世凯的要求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但国会拒不满足北洋势力及其他势力的宪法诉求,一味坚持独立制宪,导致国会与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决裂。袁世凯以部分国民党议员参加二次革命为借口,收缴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徽章、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形解散。1914年初更明发命令,将国会解散,民初宪政出现危机。

北洋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矛盾众多且复杂多变,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同样极其复杂,具有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两面性。因此评价北洋人物,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评价,不能因一件事的成败而给予定性,而应该看其一生的作为,看其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评价北洋人物,就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是形而上学。北洋人物后来大多成为军阀,军阀就是坏人,既然是坏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坏事。比如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对他是否军阀我们有不同看法,但他孕育了军阀当没有问题。有人说他一天好事也没有做过,这是标准的历史虚无主义。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创造了北洋新政的辉煌业绩,他是清末新政的引领者和创造者,“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36〕。北洋新政推动了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 隶,中央及各 省或转相 效法”〔37〕。如果所有的督抚大臣都像袁世凯那样倾心新政,新政效果将更为突出,国家实力将大大增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促使中国陆军走上现代化,加强了国家的国防力量,此一军事方面的作为,目前基本上为学人所认可。毛泽东也曾给予小站练兵以高度评价,他说: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38〕袁世凯在大总统任上,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国家主权的维护也是为人称道的。晚年洪宪帝制,逆历史潮流而行,自己也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但我们不能因洪宪帝制而对袁世凯给予全面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而淹没其推行洪宪帝制的恶迹。

对袁世凯的评价如此,对其他北洋人物亦然。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北洋人物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有的北洋人物如段祺瑞、吴佩孚等,贪权而不贪财,清廉、刚正,有风骨。段祺瑞的皖系与吴佩孚的直系,均曾崛起一时,为其他势力所侧目。段祺瑞、吴佩孚均坚持武力统一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统一中国只有两种方式即武力统一、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武力统一何可厚非,孙中山先生也坚持武力统一。当然从现在我们的认知来看,和平统一最好,可以避免战争的破坏。但在和平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之下,武力统一就是选择,前提是为实现国家统一。还需要说明,北洋人物主要指军政人物,北洋官僚。而北洋时期的人物则具有广泛性,思想家、 教育家、企业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凡在北洋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都需要我们挖掘史料,给予相应的评价,以丰富北洋史的内容。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