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振宇 李建华：2019年中国苏区史研究综述

提要：以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述对象，2019年中国苏区史研究在苏维埃革命的叙事与阐释、苏区制度与治理体系、局部执政视野下的经验与启示、反“围剿”战争与红军长征、苏区时期人物等五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呈现出制度史研究受到极大关注，“深耕”与“细描”拓展苏区史的深度和厚度，会通民国史的成绩不菲等特点。

关键词：苏维埃革命；苏区史；综述

2019年度出版的苏区史研究专著，有唐莲英、叶福林、丁仁祥著《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建南著《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马振东著《中央苏区红色体育》（新华出版社），庞振宇著《闽浙赣苏区政权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毛智勇著《闽浙赣苏区党的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等。蒋伯英著《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二版）》（福建人民出版社），是在1988年版本基础上的修订本。2019年度发表的苏区史研究论文，从选题旨趣的角度大略分为五个专题。专题之间是融通、互补的，因此对每篇论文的归类是相对而言。

一、苏维埃革命的叙事与阐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兴起。张永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暴露出中共在剧烈转型中存在组织混乱。十一月会议采取工农干部替代知识分子，强化支部建设，用严肃政治纪律等措施强化组织，混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发生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从知识分子主导的群众政党转型为武装革命党。一些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脱党，同时大批农民在武装暴动中入党。毛泽东、周恩来等知识分子成功转型为坚强的革命家。【张永：《一九二七年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白区党组织推行机关家庭化，将党员调配组合成家庭形式掩护机关运作，其中“革命夫妻”是广泛运用的一种工作组合方式。李里认为，在“革命夫妻”的调配中，依据党员是否为夫妻形成了两种主要组合方式。在推行“革命夫妻”过程中存在着实践与理念之间的紧张感。工作机关与家庭这两个公私领域交汇在一起，导致这种紧张感更为集中地投射在党员个体身上。住机关党员的私人行为，受到党组织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共同形塑。这为日后中共党员的党性整训提供了经验，也增加了党员家庭的组织色彩。【李里：《“革命夫妻”：中共白区机关家庭化中的党员角色探析（1927—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极端民主化是指党组织内部对上级的一种不服从行为。闾小波通过对八七会议后中共顺直省委三次改组的考察，认为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现象反映出中共组织系统内部的紧张与冲突，其组织形态已由脆弱集权型病变为紧张的纷争型组织。党组织曲变的主要原因：一是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冲击着党的集权制与组织体系；二是脆弱的集权制缺少可靠的制度保障；三是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既不合党章也不合常理；四是进攻战略的挫败削弱了中央及各级组织的权威。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共组织形态再造的路径并非源于顶层的规划设计，而是先地方后中央、先局部后整体。【闾小波：《“极端民主化”现象与中共组织形态的曲变——基于对八七会议后中共顺直省委三次改组的考察》，《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中共在各地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复杂面相。黎志辉以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对革命的观察和记叙为基本线索，考察了苏维埃革命在寻乌缘起的过程。首先，寻乌县读书人群体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这种代际分化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读书人群体中的投射性反映，成为中共革命缘起的社会动因之一。其次，从传统士绅家庭和普通地主家庭中，寻乌县诞生了最早一批倾向革命或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旅外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以及基于新兴社团的文化认同为其走向革命的引力，又潜在地含有与本县权势阶层或政见不同的读书人群体展开抗争的心理动机，由此在寻乌引发了革命分化的社会过程。最后，随着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返乡的寻乌籍中共党员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制度、旅外求学过程中形成或移植的社团组织，以及以兄弟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国共分裂事件和寻乌当地的革命分化过程，放大为一场向底层社会广泛渗透的社会革命运动。【黎志辉：《“寻乌调查”与中共革命的微观阐释——以对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史料补充为基础》，《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6期。】苏维埃革命向乡村下移，不仅仅表现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王才友考察了在浙南革命中，国、共、绅三方力量的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旧乡绅培养起来的青年学生成为国共两党在基层社会发轫和竞争及其与旧乡绅产生代际冲突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共展开对乡村教育资源的争夺和暴动实践。国民党基层党部仍进行着激烈的社会革命，包括镇压中共革命。旧乡绅既反对中共革命，同时也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权力渗透。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革命进一步工农化和激进化，代际冲突随之加剧，“隘门岭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而在浙江平阳等地，旧乡绅凭借代际关系同时参与到“党治”与革命之中。【王才友：《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反革命视域下的浙南革命（1921—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在琼崖革命早期，囿于海南岛特殊的人文与地理环境，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情况、依赖性及其对于土地获得路径的设计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从而导致琼崖特委早期的土地革命工作难以有效开展。杨娜、叶新璐通过对琼崖地区早期土地革命历史的梳理，比较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与琼崖农民土地观念的异同，并阐述了琼崖特委早期土地革命工作的困境及其应对。【杨娜、叶新璐：《农民土地观念与琼崖早期革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2期。】东北地区“与革命的苏联、外蒙接近”，因此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的苏维埃革命寄予厚望。九一八事变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迅速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仍要求东北各级党组织继续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苏维埃。刘会军、白路考察了东北党组织从“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的艰难转型，最终确立起“以统一战线整合东北抗日力量，以武装抗日领导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主轴。【刘会军、白路：《中共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转型的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是陕甘边地区建立的第一支红色武装，经历了从开展兵运工作，到收编土匪绿林武装、合并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再到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三嘉塬改编的艰难创建过程。刘继华、张淑芳认为，陕甘游击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共在西北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刘继华、张淑芳：《陕甘游击队建军历程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发展乃至转型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耿显家认为，这些作用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外部因素，只起到促进和导向作用。从根本上说，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兴起、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自觉追求和长期奋斗的结果。【耿显家：《中国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孙健伟认为，在共产国际经费不能有效供给上海中共中央之时，由各苏区自下而上提供经费支援，成为上海中共中央的战略选择。“运金上海”，是中共中央“到苏区提款”的内容之一。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通过“打土豪筹款子”收集到的大量黄金，经由秘密交通线而运抵上海。苏区支援的大量黄金为中共中央继续立足上海指挥全国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孙健伟：《“到苏区提款”：苏区为上海中共中央输送黄金之考察——以赣东北、中央苏区为中心》，《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中共在土地革命实际斗争中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分田经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闽西、赣南等地形成的土地分配原则。刘祥从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分政策的确立，“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方法的使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的形成等几个方面，考证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刘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考述》，《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左”倾领导者在苏区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的土地政策。从1932年3月起，中央苏区开始酝酿发动查田运动。客观上，查田运动是阶级在苏区“落地”的一个重要环节。尹占文、张倩认为，查田运动中“阶级”落地的内嵌逻辑，有三个环环相扣的关键步骤，即阶级意识在下行中嵌入、阶级观念在互动中强化、阶级身份在纠偏中确立。【尹占文、张倩：《“阶级”何以在苏区农村落地?——以毛泽东1933年的三篇经典文献为考察依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1933年2月起，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1934年1月起，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旗帜鲜明地抵制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闽东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从而保证了闽东苏区后续的发展壮大。【李顺禹：《闽东苏区对所谓反“罗明路线”的争论和抵制》，《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粮食安全问题是决定着苏区成败的重要因素。黄志高认为，鄂豫皖苏区从建立之初就为粮食问题所困扰，立三路线加剧了粮食危机。鄂豫皖中央分局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缓解了粮食危机。但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鄂豫皖中央分局盲目执行威吓武汉计划，红四方面军作战失利被迫撤离苏区，粮食问题再次趋于紧张。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要求执行进攻路线。由于粮食短缺，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未果，其军事行动逐渐为粮食所支配，最终也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黄志高：《地缘·粮食·革命：鄂豫皖苏区的际遇与困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刘魁考察了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后红军游击队的革命举措。起初，红军游击队全面打击保甲长、地主与豪绅，由此引发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游击队主动调整政策，与乡村保甲长等建立统一战线，大大缓解了生存压力。随后，红军游击队错误判断革命形势，发动系列武装暴动，意图恢复和扩大苏区，引起国民党的多次“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生存环境再度恶化。面对血的教训，中共政策又回归到统一战线，为红军游击队力量的保存和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刘魁：《反制、统战与暴动：苏区时期中共对保甲秩序的突破》，《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贺永泰考察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陕北的三个重大转变：一是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实际承担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职责；二是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工农苏维埃政权改变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更名改制；三是停止没收富农和地主的土地，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转变为土地改革。这些转变表明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转变为民族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先进的政党，也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先进的政党。【贺永泰：《承前启后的转变与过渡——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陕北（1935年10月—1937年9月）》，《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二、苏区制度与治理体系研究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很多政治制度、统治技艺被引入中国，甚至被创造出来，并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制度意识和制度创新力。诸多制度在以后的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实践中被继承和发展。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李捷认为，这次会议回答并解决了建党建军所面临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宣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都做了系统的规定，对党的制度建设起到了奠定乾坤的关键性作用。【李捷：《古田会议与党的制度建设》，《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周萌认为，苏区时期的探索实践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开创性尝试，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周萌：《中华苏维埃时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探索实践》，《求是》2019年第5期。】苏区时期，中共建立以党内纪检监察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监督机构为主体、以群众性监察组织为补充的纪检监察体制并逐步完善。颜杰峰、唐锡康认为，党政群“三位一体”的纪检监察体制，不仅有效促进中心工作的有序开展以及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的形成，而且还极大增进了党和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等方面的影响，也存在诸如政治导向一度出现偏差、民主发扬不够、教育手段缺乏等历史局限性。【颜杰峰、唐锡康：《中央苏区时期纪检监察体制历史作用评析》，《中州学刊》2019年第4期。】实现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是关键。王劲嵛认为，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没有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军队政治工作空有其表而缺乏良好运作。前者以政出多头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后者导致中共未能塑造出忠诚的革命军人，这成为南昌起义失败的内因。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进行的赣南三整及其成功，证明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和良好运转的军队政治工作是党指挥枪的核心制度。【王劲嵛：《南昌起义与中共军队制度演进研究》，《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齐晓杉考证了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创立时间及形成过程。他认为，政治机关制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组织制度之一，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政治机关制度建设的一条红线，确保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始终是政治机关制度建设的一贯目标，确保人民军队实现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始终是政治机关制度建设的一向追求。【齐晓杉：《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创立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菲薄，战斗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靠的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所谓“军内民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分配上，官兵待遇平等；二是权力关系上，“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实行士兵委员会制度。任伟认为，这种绝对平等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随着革命队伍被重新结构化、等级化，资源的差异化配置无可避免。虽然相较于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的贫富分化并不算严重，但是从制度与历史趋势上看，平均主义走向破灭实属必然。压缩民主、集中权力是红军迈向正规化的必然趋势。从民主到集中和强化军事集权有两个重要表征，即政治委员制度的贯彻和政治保卫局的发展与膨胀。在这个过程中，肃反激烈化严重窒息了民主空间，导致不可挽回的灾难。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全军范围内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出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从而把军队的民主传统系统化、理论化。【任伟：《中共军队民主平均制度的起源与演变》，《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朱钦胜、罗海萍考察了红军军事后勤保障体制的初步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依靠自筹给养的方式，红军在资源过度消耗中遇到困境。中共苏区中央局适时作出供给制度的转变，并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红军给养。这是党对军队建设的一次新探索。【朱钦胜、罗海萍：《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供给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屈丽娜考察了红军时期的保密工作，认为保密工作经历了由司令部发布军事命令到苏维埃政府制定国家法律的发展过程。【屈丽娜：《红军时期的保密工作初探》，《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苏区土地法创立伊始禁止土地租佃现象，以防传统地租剥削死灰复燃。但是，由于政府公地、红军公田、老幼病疾家庭土地难以耕作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苏区立法者不得不由革命理想回归到现实理性。陈和平认为，苏区土地租佃制度有一个从绝对禁止到相对自由的演变过程，租佃制度在苏区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扬弃。【陈和平：《苏区土地租佃制度演进：从绝对禁止到相对自由》，《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财政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及革命战争给养与供给的保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脉。在苏区创建之初，财政会计制度不健全，如收钱的机关、管钱的机关、用钱的机关混在一起，各项收入与经费没有分开，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不统一，财政审批和交代手续不完善，财政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财政部开展会计工作改革，统一会计制度，规定了暂行国库条例、会计规则、会计科目表、预决算规则、交代规则，并规定各种簿记单据等。孙悦认为，苏区统一会计制度，有力地促进了苏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以及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孙悦：《中央苏区统一会计制度的“实践”及历史影响》，《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苏区文艺生动地反映了中共领导下的苏区政治、经济的特点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周建华认为，中央苏区文艺制度是一种高度政治化、宣传化的意识形态规范，受俄苏文学影响甚深。但从深层心理角度看，受报酬递增以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制约，中央苏区文艺制度变革了传统文学制度形态，又承续了传统文学制度的一体化、极权性等特质。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生成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共建国理念规定了文艺制度的基本属性与角色定位。【周建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的生成》，《红色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

三、局部执政视野下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苏区局部执政的研究，涉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群团建设、文化教育、社会变革、肃反和肃反扩大化等专题。党的建设专题研究。政治理论建设在党的政治建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张宏卿、肖文燕认为，中央苏区党的政治理论建设，在理念、方式、载体、路径等层面都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从报刊、书籍、文章到讲演、会议报告，再到学校、学会与一般民众的传统习俗，无不体现出党的政治理论建设的多维载体、基层走向与有效路径。其中，报刊、书籍与文章是政治理论建设的主阵地，讲演与会议报告是政治理论宣传的绝佳平台，学校、学会与习俗是政治理论建设的“蓄水池”。中央苏区党的政治理论建设的实践，为新时代领导干部学理论、强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提供参考与借鉴。【张宏卿、肖文燕：《载体与路径：中央苏区党的政治理论建设》，《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政权建设专题研究。易凤林认为，在方志敏等人的领导下，赣东北苏区逐步形成一套颇有成效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方法，主要包括选举、改选、反官僚腐化、肃反、群众参与等。虽然这些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大清洗、肃反过重地挫伤了基层政权的稳定结构，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方法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共产党对乡村基层政权问题的深层思考。【易凤林：《苏区时期中共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方法探析——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杨文考察了宗族改造和基层政权建设之间关系。中共用苏维埃模式改造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从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苏维埃基层政权之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杨文：《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何志明认为，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就面临严重的干部荒，苏维埃政权采取从旧人员和乡村边缘人群中吸收干部的权宜之计。由于在分配土地与财产等方面关涉自身利益，这些乡村干部往往表现为消极抵制或者贪污腐化，进而引发清洗与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实践中发现的贫农积极分子。但随着苏区生存危机的加剧，往往又会出现新一轮干部清洗。这种频繁的非常态的干部选拔和淘汰机制，极易造成基层干部资源的枯竭，进一步消解了苏区社会动员效能。【何志明：《川陕苏区时期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探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军队建设专题研究。耿殿龙认为，在红四军转战井冈山、赣南、闽西过程中，其口号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为公开口号，一种为内部口号。前者比重大，接受面主要为民众、红军和白军；后者比重小，主要在党内高层和红军指战员、士兵中传播。公开口号的着力点，在于对可争取民众身体之“痛”的唤醒，借此找准“痛”的来源，以高亢且充满“痛”感的语言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认同革命纪律，规训与塑造革命所需要的身体。内部口号伴随着战争中的共产党人身体对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信息接收和认知，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军人身体对权力的顺从或抗拒，在揭示内部分歧的同时也昭示着内部共识。【耿殿龙：《身体、口号与权力规训——身体史视野下的红四军口号问题研究（1928—1930）》，《学术探索》2019年第8期。】钟日兴、张炯璘认为，近代以来地方军事化的趋势在苏维埃革命中得以延续，并在特殊的内外环境下被赋予新的形态特征。从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地方武装来看，中央苏区乡村社会中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地方军事化体系。【钟日兴，张炯璘：《地方军事化视野下中央苏区地方武装的兴起》，《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刘爱民、赵小军认为，为满足反“围剿”战争对兵员补充的需求，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以扩红运动为主要方式的兵役动员，广泛建立和使用各种群众组织和半军事化组织，运用灵活的动员技巧，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刘爱民、赵小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兵役动员——以“扩红”运动为背景的考察》，《军事历史》2019年第4期。】法治建设专题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党建国初心，承载着追求民族复兴的光辉使命。沈桥林认为，新中国宪法承继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精神，延续其初心。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根本精神、体例结构、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乃至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都是一脉相承的。【沈桥林：《新中国宪法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传承和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颁行大量刑事法规。其中，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刑事立法的主要方面。姜翰将目光聚焦于刑事审判的实践，发现大量围绕“民意”的表述，频现于各类法规、训令、判决、案例当中。政权属性、政策导向及治理模式，助推民意进入甚至突破司法审判的制度框架，使得司法为民转化为人民司法。苏区刑事审判经历了从民意与司法相对分离到民意主导司法的演变，其背后是政治诉求与政治需要的内在驱动，加大了刑事审判的恣意风险。如何处理好政治、民意与法律的关系，维护法制良性运转，树立司法权威，苏区时期刑事审判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反思。【姜翰：《民意与司法：苏维埃时期的刑事审判（1931—1934）》，《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科技事业专题研究。在方志敏等人对科技的高度重视下，闽浙赣苏区开创了医疗、军工、无线电通讯和工农业生产等科技事业，创建了红军医院、兵工厂和无线电大队，并建立了医学校、通讯学校和科技短期训练班等，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万立明认为，闽浙赣苏区的科技事业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卫生学校，较早制造出一批小钢炮、迫击炮弹、花机关枪和步枪，改进地雷设计和黑火药配方等。虽然这些科技事业并非超前性的，但适应了当时战争环境以及苏区实际。【万立明：《闽浙赣苏区科技事业的开创探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使红军迫切需要一种高效快捷的通讯手段，无线电作为当时的新兴技术，具有快捷、安全、不受空间约束的优势，受到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青睐。钟燕林考察了红军对无线电人才的培养。红军多措并举，千方百计网罗和广泛地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不断壮大无线电技术人才队伍，为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为以后根据地和新中国无线电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钟燕林：《浅谈中国工农红军对无线电人才的培养》，《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群团建设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代表会、革命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等群团，调动民众参加苏维埃革命的积极性，凝聚了民心，巩固了执政基础。周斌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逐步建立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帝大同盟、苏区及红军反帝拥苏同盟的组织体系。反帝大同盟推动了反帝反日运动，扩大了中共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而留下了深刻教训。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反帝大同盟从反帝统一战线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也逐渐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为全民族抗战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周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文化教育专题研究。黄艳林、石雪梅认为，中央苏区报刊的兴盛，源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报刊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对报刊出版工作的成功领导。中央苏区报刊始终以服务党政中心工作为办刊宗旨，坚持群众本位的办刊理念，追求朴素而真实的文风，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黄艳林、石雪梅：《中央苏区报刊的特点与出版背景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梁德学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及其对列宁党报学说的理解与执行为线索，初步梳理和分析了列宁主义对苏区党报理论与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梁德学：《列宁主义与苏区党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对列宁报刊思想的理解与执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红色中华》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了大量反映苏区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杂文、漫画、散文、戏剧、诗歌和评论。李洪华、孙新认为，这些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卓有成效地构建了苏区文艺的阵地，引领苏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为苏区革命斗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李洪华、孙新：《苏区文艺的阵地建构与方向引领——论<红色中华>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耿殿龙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来分析中央苏区新诗文本，认为在世界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拥护苏联”等观念涂抹的苏区空间里，新诗作者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立场。在国共两党的对抗性空间里，中央苏区新诗的核心主旨是“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并且加深了对“祖国”“红旗”“鲜血”等意象及黑暗和光明截然不同的精神所指之认识。中央苏区新诗营造的精神与意象，也再生并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治空间的革命色彩。【耿殿龙：《中央苏区新诗与意象性政治空间的构造（1931—1933）》，《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魏建克、王爱平认为，红色戏剧创作及民间普及，经历了直面传统、走出传统、形成具有独特革命特质和民族品格的乡村新戏的过程。红色戏剧的创作与上演，抑制了军民纯粹娱乐化的消遣倾向，动员了大家的参战热情；在与旧戏的博弈和苏区民众的互动中，最终生成了一批剧情易懂又寓意鲜明，既结合乡村生活又深入民心的优秀戏剧作品。【魏建克、王爱平：《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发生历程与社会价值》，《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曾琪认为，红色标语的传播策略，在于传播主体威信的建立，传播内容的制作契合目标受众的认知及需求，同时以高密度投放的传播介质进行环境建构。红色标语构建出强大的舆论环境，产生巨大的宣传效果。【曾琪：《论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传播策略》，《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红色漫画是苏区军民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一种创举。刘菊芳认为，漫画作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强烈的实践性与战斗性、显著的大众性与地域性。【刘菊芳：《中央苏区红色漫画基本特征论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赵远兴认为，陕甘边红色歌谣的内容有着强烈的人民性，体现了人民群众拥军爱党、歌颂革命英雄的情感，传递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群众支前参军、一心向党的决心，歌颂了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赵远兴：《陕甘边区红色歌谣的人民性》，《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社会变革专题研究。广大劳动妇女的翻身解放，是苏区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何先成认为，中共在川陕苏区通过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径，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使她们在扩红、生产、支前、战勤和组织妇女武装方面发挥了作用。反复反思、摸索经验和逐步行进，成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总体而言，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路径选择，反映着依靠、发动妇女群众的立场。川陕苏区妇女也很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解放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良性互动。【何先成：《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肃反和肃反扩大化专题研究。在陕北肃反中，刘志丹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捕，200多位干部群众遭牵连，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先后五次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最终才基本平息了原则性争议。但是，“陕北肃反”政治敏感性较强，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入。魏德平认为，“陕北肃反”研究有若干重点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是“陕北肃反”研究需要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使其研究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二是“陕北肃反”问题相关史实，特别是有争议的观点和史实，需要进一步辨析和考证；三是“陕北肃反”研究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局限和束缚，得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魏德平：《“陕北肃反”问题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4期。】

四、反“围剿”战争与红军长征研究

1930年11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宣言中说：共产党“之祸不除”，“社会秩序将成迅速崩溃，而贻举国莫可收拾之大患”。因此，在此后几年中，蒋介石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之间，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进犯赣南的粤敌在南雄水口进行一场恶战。张晓辉认为，在南雄水口战役中，红一方面军倾其全力打击粤军陈济棠部，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苏区时期所罕见。由于粤军部署谨慎，负隅顽抗，而红军情报不准，优势兵力未能集中，没有达到歼敌预期目的，留下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该役连同红军在赣南的其他战役，沉重打击了来犯的敌军，保卫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成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前哨战。【张晓辉：《中央红军南雄水口战役若干史实探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2期。】地雷战最早广泛使用于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之中。孙伟认为，在闽浙赣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地雷的制造和使用逐渐趋于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地雷战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在闽浙赣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地雷战都取得了明显成效。闽浙赣苏区地雷战的经验，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与赞扬，并向其他根据地推广。【孙伟：《闽浙赣苏区地雷战的开展与推广》，《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机首先在北线向黎川进攻，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在与中央苏区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公开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机会。严立贤认为，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除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领导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由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的几种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方案，实际上都是很难实施的，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最终结局。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离开中央苏区，寻找更广大的地域来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明发现的科学的军事战略战术。【严立贤：《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近年来，蒋介石是否为了某种目的而“放水”红军突围，是学界颇具争议的热点话题。郭昌文认为，蒋介石“放水”红军长征说，实有三个版本，“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是其中之一。南京内部固然有优先解决西南问题的建议，但亦有不受干扰、全力“剿共”的呼吁。蒋介石流露颇为急切的谋粤之意，主要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行动上仍全力“剿共”。西南方面责蒋纵共，是反蒋之需，且自相矛盾。只要更为全面地运用相关资料，不偏信，不误信，并不能得出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的结论。【昌文：《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考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郭凌步机考证了莫雄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红军“铁桶合围”绝密计划交给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送到瑞金而促使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的传言，认为不符合史实。另外，关于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致信博古要求留在苏区，周恩来得悉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传言，认为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亦不可取信。【凌步机：《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两个传言的辨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遵义会议恢复了朱德、周恩来的总司令、总政委职务，并采用总政委负责制。但是总政委负责制又与遵义会议对于集体领导的强调、与军委系统的委员制存在矛盾。叶斌认为，周恩来采用行使职权而不使用头衔的方式，以保持个人负责制与集体决策制之间的平衡，寓首长制于委员制之中，从而巧妙地落实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叶斌：《遵义会议恢复红军总司令总政委职位考》，《史林》2019年第5期。】红军长征中创建了数支游击队，如川南游击队、黔北游击队、红军遵湄绥游击队、赤水河游击队、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队、四川冕宁抗捐军、西康越西红军游击队、贵州抗日救国军、苗族独立团、羌族游击队、鄂陕边区6路游击师等。裴恒涛认为，红军长征中的游击队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保卫苏区、安置保护伤员、保留革命火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长征游击队个别坚持下来，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个别游击队骨干立场动摇，以及政策理论水平与斗争经验不足等。【裴恒涛：《红军长征中的游击队相关问题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师，标志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巩固和发展了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建农认为，东征也是中共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东征山西的决策，以打通抗日路线为至高目标，在行动过程中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有力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东征的直接作用下，中共与晋绥当局阎锡山建立了有固定活动区域和统一战线组织的密切合作关系，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3个师在山西迅速壮大以及能够以山西为战略支点深入华北敌后开辟多个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蒋建农：《红军东征与中共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军事历史》2019年第1期。】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了第一则长征报道。在随后的两年里，该报持续刊发了145篇相关报道和9张图片。龙鸿祥认为，《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积极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有效地在海外宣传了红军长征的正面形象，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广泛宣传了长征精神，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龙鸿祥：《<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韩洪泉探讨了长征精神谱系，认为长征精神谱系中的子精神在时间上前后衔接，在内容上互为补充，构成了长征精神谱系的一个个具体坐标，是长征精神的自然延伸和具体展开。韩洪泉：《长征精神谱系述论》，《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石仲泉认为，弘扬长征精神，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讲，应大力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及大力弘扬艰苦奋斗作风。【石仲泉：《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

五、苏区时期人物研究

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刘学民、刘克明认为，毛泽东为湘南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1927年8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为后来的湘南起义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二是1928年3、4月间，毛泽东在位于湘南的桂东县沙田圩领导建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支援了湘南起义；三是当湘南起义军处于危难时刻，毛泽东带领部队掩护和帮助了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刘学民、刘克明：《毛泽东与湘南起义》，《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胡天娇分析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注重调查寻乌县城状况的原因，认为毛泽东细致考察寻乌县城，不仅因为县城问题已日渐成为一个切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为了探寻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的结论是，城市和农村一样处于危机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应该能得到城市大多数人包括商人的支持。中共对城市中的地主和商人应根据其占有的土地和是否反动而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并建立工农商统一战线，以土地革命带动县城市场的经济变革。【胡天娇：《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路的同构——以毛泽东<寻乌调查>为中心》，《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陈洪玲、蒋琴认为，苏区时期是毛泽东农民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将实现农民物质利益作为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主要抓手，极力重视农民教育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陈洪玲、蒋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及当代价值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3期。】廖雅珍、林妹珍、张雪英认为，邓子恢通过明确山林所有权、分配对象、分配标准的阶级斗争手段，通过税收、发展合作社的经济手段，以及颁布保护山林的法规政策手段，来发展、保护闽西苏区的山林经济，其山林思想走在中央苏区前列。【廖雅珍、林妹珍、张雪英：《闽西苏区时期邓子恢山林思想探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刘国云、吴晓东认为，方志敏以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党的高度信赖和深刻认识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前提和基础。把党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核心内涵。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拥护和忠实执行党的决策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突出表现。光明磊落、心怀坦荡、勇于解剖自己是方志敏对党绝对忠诚的鲜明体现。【刘国云、吴晓东：《论方志敏对党的绝对忠诚》，《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杨虎城所辖陕西警备第三旅张汉民部，是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的陕军主力之一。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名义上参与“围剿”红二十五军，实则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但由于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张汉民的政治身份颇为怀疑，决定消灭该旅。张汉民却过于自信与红二十五军之间的“约定”，未能保持必要警惕，并对不断显露的险情疏于防范，最终该部被击溃，张汉民被俘后遭错杀。魏德平认为，“张汉民事件”一方面促使红二十五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产生了负面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陕北肃反”。另一方面，该事件破坏了中共与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造成杨虎城及其部属对中共的防范和敌视。【魏德平：《军事“误判”遭遇政治“误解”——“张汉民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研究》，《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牺牲在山西前线。关于刘志丹牺牲的具体情节，现有四种迥异说法。魏德平认为，“意外阵亡说”的史料权威，主要史实能互相印证，因此真实可信。刘志丹阵前牺牲的主要原因：一是刘志丹因“陕北肃反”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政治包袱，导致其欲在阵前自明心迹；二是所率部队实力较弱，促使他亲临前线指挥，危险性陡然增加；三是军事情报有误，刘志丹部对三交镇敌情和地形判断失误。【魏德平：《刘志丹牺牲之“谜”考辨》，《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普遍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不被信任的偏见与怀疑，构成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历史境遇的基本底色。梁君思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凭借着对中国革命的主观预设，将知识分子群体排斥在党和政府之外。然而，革命现实的客观依赖，使得知识分子群体不可或缺。两股力量交互影响、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共政策倾向上“团结与排斥”的矛盾态度，使得知识分子群体“摇摆”于革命之舟。【梁君思：《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考察》，《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孙启正、马贵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出身地、富的苏维埃干部，作为新式地方精英，对土地革命始终未能完全接受和全力推动，使“立三路线”及其之前的反富农政策被化解或架空，阻碍了土地革命的深入推进。张国焘主政之后，借“左”倾土地革命路线整肃地方精英，虽将土地革命推展至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深度，但也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在该地区的根基。这是鄂豫皖苏区红军不得不提前“长征”的重要原因。【孙启正、马贵杰：《“立三路线”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傅柏翠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1927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积极开展二五减租，组织农民运动。但是，他反对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坚持无政府主义的所谓“公家运动”，抵制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拒绝执行党的组织纪律和教育挽救。1929年10月，傅柏翠自行脱离革命队伍。1931年1月，傅柏翠被开除党籍。1931年4月底，他决意投奔国民党，公开声明“反共易帜”，随后率部参加对闽西中央苏区的“围剿”。蒋伯英、邓淮生、张延忠认为，从1927年至1931年，傅柏翠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段难掩的历史足迹。【蒋伯英、邓淮生、张延忠：《傅柏翠：一段难掩的历史足迹》，《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

结语

2019年的中国苏区史研究，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第一，制度史研究受到极大关注制度的建构和实践是在历史进程中更为常态化的表现，对历史本身的影响也更为持久。探讨中国苏维埃制度的建构、流变及实践之影响，可以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制度史的重视是苏区史研究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2019年的苏区制度史研究，既有对中共自身制度建设的研究，又有中共主导的国家制度建设研究。例如，李捷的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宣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研究，深入考察了中共自身制度的起源和流变；周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齐晓杉的政治机关制度研究、任伟的军队民主平均制度研究、朱钦胜、罗海萍的军事后勤保障体制研究、陈和平的土地租佃制度研究、孙悦的会计制度研究、周建华的文艺制度研究，深入考察了中共主导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制度没有机构作支撑是不能运行的，因此制度和机构要结合起来研究。例如，颜杰峰、唐锡康考察了党政群“三位一体”的纪检监察体制。学者们从制度更迭和机构设置的历程中对苏区制度及其绩效进行评价，反思并探讨了苏区制度的历史价值及经验教训。第二，“深耕”和“细描”拓展了苏区史研究的深度和增强了研究的厚度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是重建过程。历史学的“深耕”和“细描”，就是借助有精细内容的历史文献的发现、整理和重组，使历史达到显微的效果。就苏区史研究而言，就是注重引入新的学术范式，充分挖掘和使用历史细处史料，以相当扎实的实证个案来解释苏区史的复杂历程。2019年，学者们深入挖掘文献和档案材料，深耕和细描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变迁。例如，江明明的新富农问题探析【江明明：《苏区新富农问题探析——从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说起》，《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易凤林的中共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方法研究、李里的“革命夫妻”研究、刘祥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考，都能做到史实的精微、清晰；蒋伯英、邓淮生、张延忠的傅柏翠研究、黎志辉的中共革命的微观阐释、黄志高的鄂豫皖苏区的粮食问题研究，都能做到事理分析的细致入微。他们精致化地挖掘史实背后的社会机理，重视对革命运动、革命人物背后的社会环境的解剖，深化了苏区史研究。第三，会通民国史的苏区史研究成绩不菲自何友良、黄道炫等学者提出以会通民国史的学科视野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命题之后，学者们更加自觉地将民国史和苏区史有机地结合，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的政略、道路选择的大视野中系统研究。2019年，学者们深入考察中共敌对方的行动、判断、内在冲突以及如何影响苏维埃革命的进程。例如，张文涛考察了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党内共产党理论的清除及其影响【张文涛：《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党内共产党理论的清除及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郭昌文对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进行考辨，王才友考察了国、共、绅三方力量在浙南革命中的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会通民国史而深化苏区史研究，是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其结果对民国史乃至近代史的研究都有着很大的推进。第四，新视野新方法下的苏区史研究丰富多彩深化苏区史研究，需要从不同维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多学科渗透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坚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还要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献学、经济学、叙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提升苏区史研究的水平。在2019年中国苏区史研究中，学者们引入身体史、传播学、空间叙事学、组织形态等视角和方法，取得不俗的成绩。例如，耿殿龙在身体史视野下的红四军口号问题研究和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来阅读中央苏区新诗文本，龙鸿祥对《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研究，闾小波对“极端民主化”现象与中共组织形态的曲变研究，就扩展了苏区史研究的空间，大大丰富了苏区史研究的内容。

作者简介：庞振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苏区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