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刘光胜：《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

作者：刘光胜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清华简等文献的出土面世，为解决《古文尚书》真伪公案提供了重要契机。从用语习惯、字词演变、文意主旨、篇目差异、文体格制、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对比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厚父》《成人》与梅赜本《古文尚书》相关内容，可知后者确系后世补辑之作。其最终成书时间，可能在郑玄之后梅赜献书之前。借助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考辨《古文尚书》真伪公案，重新探查其辑补、形成年代，总结南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辨伪方法和范式之得失，可为《尚书》学研究开辟新的境界。

关键词：出土文献  清华简  《古文尚书》  经学

以20 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古文尚书》（或称“晚书”）的考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南宋以来，吴棫、朱熹开启了怀疑《古文尚书》的滥觞。明代梅鷟撰《尚书考异》，从文献源流、语句剿袭等角度考辨《古文尚书》，真正从学术层面论证“晚书”之伪。清儒阎若璩、惠栋等将梅赜本与孔壁古文区分开来，实证与虚会相结合，从篇目差异、文体伪谬、文辞蹈袭、职官淆乱、礼制悖谬、地名晚出、历法错乱等多层面，反复厘剔，全力抉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罅漏之处。《古文尚书》出自后儒伪造的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此后张荫麟、刘起釪等学者延续阎氏辨伪理路，力证《古文尚书》晚出。其间虽有反对之声，但“《古文尚书》伪书”说一直占据学界主流地位。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再度回归。杨善群批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运用二难推理、颠倒先后、吹毛求疵、虚张声势等八种不正当的考据方法，论据似是而非，所论不确。郑杰文强调梅赜本《古文尚书》与《墨子》所引《尚书》不同，说明梅赜并未抄袭《墨子》以造作《古文尚书》，应重新审视“梅赜造作《古文尚书》”的观点。张岩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先秦两汉数十种文献与《古文尚书》字频进行检索比较，认为《古文尚书》作伪难度高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此外，刘建国、胡治洪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晚书”公案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在于文献资料的匮乏。2008 年，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楚地竹简（简称“清华简”）。清华简的面世，让今人得以亲眼目睹未经秦火的“书”类文献，为《古文尚书》真伪考辨及《尚书》学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结合郭店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对《古文尚书》之真伪、辑撰时间及方法等问题再作考辨。


一、郭店简、上博简与《古文尚书》考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安徽阜阳汉简及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引发学界对古书成书问题的重新反思。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有关。李学勤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并由此切入《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指出《帝王世纪》引《古文尚书》，说明皇甫谧已见《古文尚书》；汉代“独尊儒术”后，孔氏世守家学，形成学派，《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典籍很可能陆续成书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是汉魏孔氏家学产物，并论述了孔传本《古文尚书》在魏晋之间的传布过程和时间节点。《古文尚书》伪书说在清代已成学术定谳，李学勤关于《古文尚书》不伪的意见，着眼于新见出土文献，立论新颖，在当时“普遍相信《古文尚书》是伪书”的学术界产生了强烈震撼。
《儒家者言》等简牍帛书，大多为汉代文献，与《古文尚书》并无直接关联。而20 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简、上博简为战国时期竹简，其中征引《尚书》的部分语句，反映了战国时期“书”类文献原貌，这些引文成为学者考察《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重要参照，并将《古文尚书》真伪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郭店简《成之闻之》：“《大禹》曰：‘余才（兹）宅天心’。”西汉孔壁所出《古文尚书》有《大禹谟》篇，《孔丛子·论书》简称《大禹谟》为《大禹》。李学勤据此认为，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即《尚书·大禹谟》。廖名春持“《古文尚书》伪书”说，认为楚简《缁衣》篇所引均见于《礼记·缁衣》，所以也都见于“晚书”。但辑佚者未见郭店简《成之闻之》，所以《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未见于“晚书”，此是《古文尚书》晚出的又一证据。姜广辉认为，从上博简、郭店简到《礼记·缁衣》再到《古文尚书·君牙》，存在由质朴艰涩向修明顺畅的演进规律。《古文尚书·君陈》抄撮《礼记·缁衣》文句，在“未见圣”前加上“凡人”二字，上升到一般规律性的陈述。通过郭店简、上博简与《古文尚书》的比较，仍可看出《古文尚书》的晚出痕迹。
对此，吕绍纲持反对意见。他以郭店简举证《古文尚书》不伪，证据有三。一是篇名。晚出《古文尚书》篇名作《君牙》，与简本《缁衣》引《书》同，《礼记·缁衣》引作《君雅》，可见《古文尚书·君牙》不是抄袭《礼记·缁衣》而来。二是语言风格。《古文尚书·君牙》浅白易懂，文风与《今文尚书》诸篇古奥难晓者迥异，但《古文尚书·君牙》与郭店简《缁衣》引《君牙》几无不同。三是用语习惯。清儒姚际恒等认为《古文尚书》一律把“不”改作“弗”，把“无”改成“罔”，故意求得诘屈聱牙的效果。郭店简《缁衣》所引《君陈》用“弗”不用“不”，晚出古文《君陈》用“不”不用“弗”，可知姚氏的标准不可信。刘义峰从《尚书》传流的特点，论证《古文尚书》不伪。他认为先秦《尚书》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内容的现象，也存在内容不同但题名相同的现象。夏禹作为重要先王，事迹流传广泛，必有多种传本，因此不宜将《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与《尚书·大禹谟》直接“对号入座”。其他如虞万里、王世舜等学者，亦持相近的说法。
先秦时期，不同传本之间此有彼无，此无彼有，内容并不是完全等同、对应关系。如《尚书·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便不见于清华简《金縢》。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余才（兹）宅天心’”，为“书”类文献，由《孔丛子》知《大禹谟》可简称《大禹》，因此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可以初步判定为《尚书·大禹谟》的内容。但考虑到先秦时期“书”类文献多本别传，《大禹谟》不同传本之间可能存在章句差异，我们可以推定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余才（兹）宅天心’”为《尚书·大禹谟》的内容，但反过来，我们不能因为《古文尚书·大禹谟》没有这句话，便判定它必然是伪书。
先秦时期，《书》无定本，不同传本之间增减文字、改换句式，原属正常。如《尚书·康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戛。”郭店简《成之闻之》引《康诰》曰：“不还大暊，文王作罚，刑兹亡（赦）。”《尚书·康诰》“乃其速由”不见于郭店简《成之闻之》引《书》。“不率大戛”一句在“刑兹无（赦）” 后，而郭店简《成之闻之》引《康诰》“不还大暊”在“刑兹亡（赦）”前。《尚书·康诰》和郭店简《成之闻之》引《康诰》文字、句式皆存在差异。《康诰》属于《今文尚书》，真实可信。我们不能因为《尚书·康诰》与郭店简引《康诰》文字差异，便质疑《尚书·康诰》不真。同样，郭店简《缁衣》引《君陈》云：“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两者文字略有出入，但语意基本相同，因此不能据郭店简引《君陈》与《古文尚书·君陈》文字差异，便推定《古文尚书·君陈》篇是伪作。
学界多认为《古文尚书》系抄袭传世文献而成。但吕绍纲指出，《礼记·缁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与《古文尚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有异；相反，《古文尚书·君牙》篇名之“牙”，与上博简、郭店简《缁衣》相同，但与《礼记·缁衣》不同，说明《古文尚书》不是纯粹抄袭《礼记·缁衣》而成，而是另有来源。
《今文尚书》诘屈聱牙，《古文尚书》文从字顺，辞气缓急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参照，但不能绝对。《金縢》篇属于《今文尚书》，语意晓畅，有学者曾怀疑它是伪书。但清华简《金縢》的面世，平息了疑虑。对于郭店简、上博简而言，由于引《书》数量少而且内容琐碎，未见全篇面貌，很难从辞气缓急的角度来衡量《古书尚书》真伪。
马王堆汉墓帛书《二三子问》孔子谓：“故曰‘德义无小，失宗无大’，此之谓也。”《墨子》引《书》作“得玑无小，灭宗无大”，篇名为《禽艾》。廖名春认为，《古文尚书·伊训》“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是袭用《说苑·复恩》“德无小”之误读。实际上，《吕氏春秋·报更》《说苑·复恩》只有“德无小”一句，没有“坠厥宗”一句，《古文尚书》辑补者单纯改编《说苑》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书”类文献流传过程非常复杂，不同传本之间，文字、句式差异很大。郭店简、上博简所引《古文尚书》篇目为《尹诰》《君陈》《君牙》，共计三句话，材料太少，且零散琐碎，很难概括出先秦“书”类文献的用语特征或规律。《古文尚书》辑补者将《尹诰》定位在太甲之时，《史记·殷本纪》却说是商汤在位之日，古文作伪的端倪，凭借郭店简、上博简无法完全彰显出来。特别是《古文尚书·君牙》篇题中的“牙”字，与《礼记·缁衣》引《书》不同，却与郭店简、上博简相同，暗示该篇可能不是纯粹抄袭《礼记·缁衣》而成。因此，郭店简、上博简所引“书”类文献资料虽然弥足珍贵，却不能为“《古文尚书》伪书”说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撑。


二、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尚书》之《太甲》《咸有一德》

与郭店简、上博简及马王堆帛书中以引文形式出现的“尚书”不同，清华简“书”类文献以整篇形式出现，为“晚书”真伪考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材料支撑。首先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的是清华简《尹诰》篇。整理者注意到清华简《尹诰》与孔传本《咸有一德》文本内容全然不同，主张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后世伪作。廖名春指出，清华简《尹诰》篇中与伊尹对话者是汤，而非太甲，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杜勇认为《咸有一德》在《书序》和《殷本纪》中所列次第，充分说明《咸有一德》为伊尹诰汤之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若合符节，晚出《咸有一德》是伪非真，铁证如山。
而另外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黄怀信从“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的作用入手，强调该句作为《咸有一德》全篇核心，前后文逻辑严密，具有原创性。《咸有一德》当不晚于简书，不可能是魏晋之人伪造。虞万里持“《古文尚书》二次整理”说，认为《咸有一德》很可能是孔安国阐述《尹诰》经旨之传文，由孔氏或其弟子完善记录后上送秘府。逮及曹魏立古文博士，寻访《古文尚书》逸篇，整理秘府旧简而成。杨善群认为，历来《尚书》各本均无《尹诰》之篇名，清华简题名《尹诰》是误读《礼记》和郑注所致，进而怀疑清华简《尹诰》是战国时人编造的有关伊尹与汤事迹的习作。
为便于论证，我们不妨先将相关语句摘抄如下：
1．《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
2．《礼记·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
3．郭店简《缁衣》引《尹诰》云：“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
4．上博简《缁衣》引《尹诰》云：“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
5．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
又：
1．《古文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2．《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3．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
《礼记·缁衣》引《尹吉》，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郑玄认为“吉”是“诰”字之误，《尹吉》就是《尹诰》。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引“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皆称出自《尹诰》，正与郑玄之说相合。清华简《尹诰》虽没有篇名，但《礼记·缁衣》两次引用《尹吉（诰）》，一是“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二是“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皆见于清华简《尹诰》。《礼记·缁衣》引《尹诰》后半句“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当读为“自害有众，丧亦惟众”，与清华简《尹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句意也非常接近。
《咸有一德》，郑玄《书序》主张在《汤诰》之后。《史记·殷本纪》以为在《汤诰》之后《明居》之前。《咸有一德》在郑玄所记《书序》和《史记·殷本纪》中所列次第，充分说明该篇发生在商汤当政之时，与清华简《尹诰》伊尹诰商汤的时间节点契合，则清华简《尹诰》为真古文《咸有一德》无疑。因此，以清华简《尹诰》为依据，我们可以反观《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的伪迹。
其一，时间节点、诰辞对象谬误。清华简整理者已经指出，《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事在汤践天子位后，介于《汤诰》《明居》之间，而孔传本及《书序》则以为太甲时，列于《太甲》三篇之下，与《殷本纪》不合。司马迁曾问学于孔安国，孔安国亲见孔壁《尚书》，所说自属可信。现据简文所叙，时在汤世，伪《咸有一德》谬误明显。郑玄注《礼记·缁衣》云：“《尹吉》，亦《尹诰》也。……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郑玄说伊尹最初在夏为官，此时已回商都，则可确定《尹诰》为伊尹诰商汤之辞。清华简《尹诰》“挚告汤曰”，正与郑玄之注解同。伪《古文尚书》作者将《尹诰》（《咸有一德》）理解为伊尹诰太甲之文，是严重误读。
其二，任意割裂篇目。据清华简《尹诰》和《礼记·缁衣》，“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和“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皆属于《尹诰》一篇，而《古文尚书》作伪者将之分开，一为《咸有一德》篇，一为《太甲上》篇。篇目割裂，明显暴露出其造伪的痕迹。在作伪者看来，“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是讲君臣皆有纯一之德，“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是讲夏代先王君臣以忠信为本。两者主旨不同，合并则无法连缀上下文，所以分为两篇。
其三，人物称谓错乱。伊尹之母居于伊水之上，所以他以伊为氏，名挚。清华简《尹诰》：“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日（田）邑，舍之吉言。’”从清华简看，伊尹的称谓有三种：一是按照古代礼制，君前臣名，清华简《尹诰》伊尹与商汤的问答中，自称其名“挚”，合乎礼法（《礼记·曲礼上》：“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二是清华简《尹至》《尹诰》所载君臣对话，伊尹用第一人称代词“余”、“我”，但从不自称“尹”。三是史官叙事之辞，称“伊尹”为“尹”。
《古文尚书·太甲上》：“伊尹作书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尔雅·释言》：“尹，正也。”尹是古代官名，为伊尹担任的官职。伊尹在商王太甲面前不能称“尹”，应自称其名“挚”。“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作为史官叙事之辞，自无不妥，但在《古文尚书·太甲上》篇，却是伊尹自言。《太甲上》伊尹在太甲面前自称“尹”，将史官叙事之辞混入伊尹之语，此为作伪者采缀他文编入己书的证据。
其四，对于“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句意存在误读。《礼记·缁衣》引《尹吉（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东汉时期，《尹诰》已经亡佚，但郑玄根据《缁衣》的不同版本，说《尹诰》存在异文：“天”或作“先”，“见”或为“败”，“邑”或为“予”。从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看，“天”不当作“先”，“见”当为“败”，“邑”不当为“予”。
《古文尚书·太甲上》云：“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作伪者不明此句真实含义，认为“天见”讲不通，遂取“先见”为说。“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意为上天因为夏桀暴虐百姓而让其灭亡，在《古文尚书·太甲上》则为夏代先哲王注重忠信而得以善终，句意完全颠倒。
其五，《古文尚书》以篇题为主旨，违背古书命名原则。古书命名，往往抄撮首句要语为篇题，与文章主旨无关。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清华简《尹诰》讲述伊尹向商汤建议妥当安置百姓等事。“咸有一德”非文章主旨，之所以成为篇题，是因为它位于该篇首句位置。《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以“咸有一德”为中心，紧紧围绕君臣同心同德展开论证，说“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假托伊尹之言，全面阐发“咸有一德”的重要意义。《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德” 字共出现15 次，其中“一德”出现4 次，“咸有一德”已经变成贯穿全篇的主旨，违背了古书命名的基本规律。正如阎若璩所谓：“（《咸有一德》）通篇将题字面纠缠缴绕，此殆学语者所为耳。”
此外，从出土材料看，商周之际第一人称代词用“朕”、“我”、“余”、“余一人”，但不用“予”字。清华简“书”类文献未见“予”字，符合早期的用字习惯。《古文尚书·太甲上》：“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太甲上》伊尹自称“予”，与商周时期语言特征不合，也可证其晚出。《古文尚书·太甲》三篇为一整体，上篇为伪作，则中、下两篇也很可能是后人补辑之作。
总之，《尹诰》本为伊尹诰商汤之辞，《古文尚书》却将它定为伊尹诰太甲之文。清华简《尹诰》与《礼记·缁衣》引《书》相互印证，可知“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和“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皆属于《尹诰》一篇。而《古文尚书》作伪者却析为两篇，一为《咸有一德》，一为《太甲上》。《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为夏桀暴虐百姓而亡国的前车之鉴，到《古文尚书·太甲上》竟成了夏代先哲王注重忠信而得以善终的成功经验。时代错位，篇目割裂，句意误读，根据残存引文改换文章主旨，《古文尚书》作伪痕迹昭然。由清华简《尹诰》，可推定《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及《太甲》上、中、下三篇皆应是伪作。


三、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古文尚书·说命》

清华简《尹诰》无篇名，学者或质疑其非真正的《尚书·尹诰》。然而，清华简《傅说之命》自带篇名，为《古文尚书》公案的解决提供了关键证据。李学勤指出，与清华简《说命》对照，梅氏所献《说命》除从先秦文献中摘辑的语句外，全然不同。裘锡圭认为清华简《傅说之命》与伪《古文尚书·说命》，除传世古书引用过的文句外，毫无共同之处，绝不能以“同篇异本”解释。杜勇将两者文本差异归纳为文章体例不同、话语主体不同及篇章结构不同，主张《古文尚书·说命》从内容到形式都与竹简本不同，再次证明前人把“晚书”二十五篇断为伪作，铁案如山。程薇强调《墨子》引《术令》文句实为《说命》，却被排斥在传世《说命》篇之外，《相年》文句非《说命》，却被编入《说命》篇。《古文尚书·说命》三篇，是后人搜集先秦秦汉文献有关傅说的各种材料，重新编写而成。
针对以上诸说，杨善群认为神怪故事非《尚书》所宜有，时王命语冗长不切实际，傅说言论庸俗而无所作为，因此简本《说命》是战国时人编造的游戏之作；张岩强调《尚书·说命》内容精致典雅，多格言警句，而清华简《傅说之命》内容生涩浅陋，乃敷衍成文，属于后世赝作。
笔者认为，简本《傅说之命》不可能是后人伪造，《古文尚书·说命》存在作伪的嫌疑。
1. 简本《傅说之命》不可能是后人伪造《古文尚书》辨伪正反双方分歧的关键，并不在于“晚书”与清华简篇目语词哪个更“精致典雅”，或者是否言“怪力乱神”，而是坚持不伪的学者，无法解释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古文尚书·说命》之间的巨大差异，便釜底抽薪地说清华简也不可信，甚至是现代人伪造的。
欲证梅赜本之伪，需首先证明清华简《傅说之命》为真。《屯南》C2525：“癸未卜：又（有）（祸）百工？”又《合集》D9741（反）：“贞：乎（呼）邑人出羊、牛？”简本“百工”、“邑人”、“帝”、“小臣”等，卜辞习见。“萅（蠢）邦”一语，符合商人用语习惯。《傅说之命》丙篇“諟劼毖汝”，与清华简《摄命》“劼姪毖摄”、《尚书·酒诰》“汝劼毖殷献臣”辞例极近，非后人所能伪造。
晁福林指出，将先祖冠以“某宗”名号之事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而简本《傅说之命》称述大戊的功德而不言其为“中宗”，类似于《尚书》诸篇叙事，符合春秋以前对商王称呼的特点。罗琨更从清华简《傅说之命》特殊语法现象，及“生二牡豕”事与卜辞中对双胞胎的卜问相合，证其不伪。
正反对贞的命辞格式，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殷墟卜骨面世之后，才为世人知晓。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失仲的命辞“我其杀之”、“我其已”，属于正反对贞。“勿杀是吉”，是记录占卜结果的占辞。正如李学勤所言，清华简《傅说之命》正反对贞的格式及措辞习惯，与武丁时期宾组卜辞用例相合，商代以下很难拟作。
作伪者可以辑补简文、仿写字体，但虚词的使用习惯和出现频率，是很难伪造的。清华简《傅说之命》虚词使用情况见表1。

“于”、“於”使用特点是，商周时期只用“于”字，春秋时期“于”、“於”混用，战国时期“於”取代“于”字。《傅说之命》只用“于”字，而不用
“於”。“其”、“厥”的演变规律是，商代及西周早期“其”、“厥”并存，西周中晚期“其”、“厥”混用，西周以后“其”取代“厥”。《傅说之命》出现的频率是，甲篇“其”字3 次，“厥”字3 次；乙篇“其”字0 次，“厥”字2 次；丙篇“其”字3 次，“厥”字1 次。《傅说之命》作为“商书”，与商周时期“其”、“厥”并用的特点契合。
清华简与传世文献内容相同，学者或认为是清华简抄袭传世文献。判定出土文献为真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其内容虽不见于传世文献，却能在传世文献（或其他可信的文献）中获得证明。
周公封康叔于卫，为何《尚书》中却称“康诰”？清华简《系年》记载康叔首封于康丘，后迁居卫，困扰学界多年的疑谜涣然冰释。清华简《摄命》开篇云“亡承朕乡”，宁镇疆据此指出师询簋“亡承于先王”沿袭千年的断句错误。若非此篇，如何能发千古之覆？清华简《摄命》“摄”字作“”，此字形见于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引《诗·既醉》，亦与《史记·周本纪》所记“臩命”之“臩”接近，难道作伪者未卜先知？
《尚书·金縢》“予冲人”之“冲”，简本作“”，证实西周它簋、壴卣铭文中“沈子”当读为“冲子”。由“冲”与“沈”相通借，可知古音侵、冬两部关系密切，它簋中的“沈子”系谦称，该器自然也非“沈国”之器。坚持《古文尚书》不伪的学者，指斥清华简出自造伪，是由于他们对这些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缺乏审慎的吸收与借鉴。
2.《古文尚书·说命》存在作伪嫌疑
现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古文尚书·说命》进行比较。
其一，从文本内容差异及范围证伪。《史记·儒林列传》曰：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在流传过程中，《尚书》经过多次改写，文本难免变形，但语意应基本不变。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丙篇皆不见于《古文尚书·说命》，乙篇仅与《国语·楚语上》征引的部分相同。正如整理者所言，除传世文献引文之外，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古文尚书·说命》从用词表述到文本语意皆不相同，这种差异便不能用古书的文本变形来解释。西汉张霸伪造《尚书》，成帝以中秘本证之为非。除传世文献引文外，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古文尚书·说命》内容迥然不同，此为梅赜本《说命》作伪最明显的证据。
从内容范围上说，如果传世文献摘引《尚书·说命》，则《尚书·说命》的内容必须多于而不是少于传世文献的引文。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曰：“天乃命说伐失仲。失仲是生子，生二戊（牡）豕。”在傅岩发现傅说的是弼人，傅说率领军队征伐失仲，傅说的封邑为北海之州等内容，不见于传世文献。传世文献有的，清华简《傅说之命》亦有；传世文献所无，清华简《傅说之命》亦有。可知《说命》的不同传本（含清华简）影响了传世文献。
传世文献有的，《古文尚书·说命》亦有；传世文献所无，《古文尚书·说命》亦无，可知《古文尚书》抄袭自传世文献。它们形成的先后顺序应是：《说命》的不同传本—传世文献引文—《古文尚书·说命》。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内容远多于传世文献摘引《说命》的范围，而《古文尚书·说命》内容少于或基本上不出传世文献引文之外。以传世文献引《书》的范围为标准，亦可判定《古文尚书·说命》有伪作嫌疑。
其二，《说命》作者归属的误判。《书小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从《书小序》看，武丁起用傅说之后，撰《说命》三篇，《说命》的作者明确是武丁。《国语·楚语上》记载“武丁于是作书”，《说命》三篇的著作权当归属武丁。《墨子·尚同中》称《说命》为“先王之书”武丁是先王，而傅说不属于先王。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以武丁为任命傅说，的言辞的主体，傅说只是简单应答，与《国语》《墨子》《书小序》的记载相合。
关于《说命》作者，郑玄有前后矛盾的说法：
1《礼记·文王世子》：“《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玄注：“‘兑’当为‘说’。《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
2.《礼记·学记》：“《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郑玄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
对于“念终始典于学”，郑玄在《文王世子》注中认为是傅说所言，而在《学记》注中竟然又改为武丁之语。从“今亡”看，汉代《说命》已经亡佚。郑玄未见《说命》，他对于《说命》作者存在彼此矛盾的游移态度。在《礼记》注中，郑玄两次认为《说命》作者是傅说，一次认为是高宗。《古文尚书·说命上》：“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武丁担心自己德行不善，所以不言，让傅说代替他宣布教化。《古文尚书》作伪者从此处出发，选取郑玄“傅说作《说命》”的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傅说总领百官，向武丁进言。在《古文尚书·说命》中，傅说规谏、言说的内容明显多于武丁，占据主要篇幅，作伪者实际是将傅说当作了《说命》“作者”。《古文尚书·说命》这种“傅说作书诰武丁”的做法，严重背离“武丁作书命傅说”的历史真相。
其三，话语权的错误转移。《国语·楚语上》：“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梦象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从《国语》看，武丁不善言，所以以傅说代言，《古文尚书》据此将傅说塑造成善言的典型，武丁的言论也被纳入傅说的论说。《礼记·缁衣》引《兑命》：“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郑玄注：“‘兑’当为‘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郑玄主张傅说为《说命》作者，此句自然为傅说所云。但从清华简《傅说之命》看，此句全部为武丁所说。郑玄未见《说命》，为妄说之辞。《古文尚书·说命》作者误信郑玄之语，将之归为傅说所言，武丁之辞竟然被偷换为傅说之语，造伪痕迹非常明显。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孙诒让《间诂》曰：“‘术令’当是‘说命’之叚字。《礼记·缁衣》云‘《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郑注云：‘兑当为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羞犹辱也。惟口起辱，当慎言语也。’案此文与彼引《兑命》辞义相类，‘术’‘说’、‘令’‘命’音并相近，必一书也。晋人作伪古文《书》不悟，仍以窜入《大禹谟》，疏缪殊甚。近儒辩古文《书》者，亦皆不知其为《说命》佚文，故为表出之。”孙诒让指出“术令”与“说命”为音韵假借关系，《术令》即《说命》。《古文尚书》作伪者误将“唯口出好兴戎”窜入《大禹谟》，当作帝舜之语，同样也是错误的。
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尚书·说命》之间存在版本差异，李锐认为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恐非《书序》所谓的《尚书·说命》三篇。目前从古书所引《说命》佚文来看，《傅说之命》的第二篇很可能与《书序》所谓《尚书·说命》三篇之某一篇非常接近，其余两篇则可能并非《书序》所指《说命》。傅刚注意到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国语·楚语上》字句、顺序存在差异，《礼记·缁衣》引《说命》的内容不见于清华简《傅说之命》，他认为不能以单一前后传承的思路去研究出土文献，虽然文本、文体、字句存有多种形态，但可能并不涉及真伪。
我们承认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尚书·说命》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也承认先秦《说命》多本别传，成书过程极为复杂，但《古文尚书》作伪者剥夺武丁的话语权，把武丁之语或篡改为傅说所言，或篡改为帝舜所言，严重违背历史真实。此为《古文尚书·说命》作伪的铁证，任何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其四，《古文尚书·说命》与“命”体特征不合。《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六体，《说命》属“命”体。《尚书》中“命”体文献有《肆命》《原命》《说命》《旅巢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贿肃慎之命》《毕命》《囧命》《文侯之命》等，唯《文侯之命》属《今文尚书》。另外，清华简《封许之命》属西周文献，亦可见“命”的体例特点。《封许之命》王曰：
呜呼，丁，戒才（哉）！余既监于殷之不若，童才（兹）忧，靡念非常，汝亦惟淑章尔虑，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勿废朕命，经嗣世享。
《周礼·春官宗伯》“典命”郑玄注：“命，谓王迁秩群臣之书。”命，是天子赐命臣下职位、爵禄的文书。从清华简《封许之命》与《尚书·文侯之命》看，“命”体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命”书多数为提前写好，赐命时由史官念给受命之臣听，所以“命”书基本为天子命臣之言，鲜有受赐命之人的应答。清华简《封许之命》《摄命》全部为“王曰”，未见吕丁、摄之语。二是天子鼓励臣下勤于政事，重在表达上对下的期许。《封许之命》成王对吕丁说“永厚周邦，勿废朕命”，清华简《傅说之命》乙篇“吉不吉，余告女（汝）若寺（时），（志）之于乃心”，即如此。
从清华简《傅说之命》看，武丁任命傅说为公，勉励傅说有所作为、尽心辅政。傅说只是在“验梦”环节，武丁询问是否为上帝赏赐时作简单应答，其他全部是武丁的命辞，符合“命”书的体例特征。“命”书强调的是君对臣自上而下、单向度赐命期许，而《古文尚书·说命》却改为君臣对话体。《古文尚书》之《说命中》《说命下》中，一是傅说回应四次，对武丁的规谏占据全文大部分篇幅；二是变“自上而下的希冀”为“自下而上的劝诫”，与《尚书》“命”的体例特点明显不合。
其五，篡改《说命》主旨。清华简《傅说之命》乙篇武丁曰：
来格汝说，听戒朕言，（慎）之于乃心。若金，用惟汝作砺。故（古）我先王灭夏，夑强，（捷）蠢邦，惟庶相之力，（乘）用孚自（迩）。敬之哉，启乃心，日沃朕心。若药，如不瞑眩，越疾罔瘳。朕畜汝，惟乃腹，非乃身。若天旱，汝作淫雨。若（满）水，汝作舟。汝惟兹，说！砥（祗）之于乃心。且天出不恙（祥），不徂远，在厥落，汝克（） 视四方，乃俯见（视）地。心毁惟备。敬之哉，用惟多惪（德）。且惟口（起）戎出好，惟干戈作疾，惟 （衣）载（病），惟干戈眚厥身。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主要记武丁所言，反映其治国理念和政治思想。在《古文尚书》之《说命中》《说命下》中，傅说之语占据主要篇幅，傅说成为核心人物，而武丁沦为配角。清华简《傅说之命》突出的是大力举荐贤能的高宗武丁，《古文尚书·说命》着力刻画的是善于进谏的傅说。正如王永所言，张扬君德还是倡导臣德，是两篇最大的差别。可见作伪者对《古文尚书·说命》的改编，已致文章主旨发生剧烈扭曲。
其六，辞气风格的平易与艰涩。清华简《傅说之命》丙篇王曰：“敓（说），眔（既）亦（祗）乃备（服），勿易卑，（越）女（如）飞雀罔畏（离），不隹（惟）（鹰）。唯（惟）乃弗（虞）民，氒（厥）亓（其）（祸）亦羅（罗）于。”时至今日，尽管学者多方努力，但清华简《傅说之命》有些语句句读、文义依然晦涩难明。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失仲对贞之语，类似卜辞，明显带有商代文献特色。把两篇文献对读，就会发现清华简《傅说之命》明显比《古文尚书》艰涩难读。宋儒以辞气难易判别《古文尚书》真伪是有道理的。
其七，从用字差异看《古文尚书·说命》之伪。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引《说命》：“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时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尔交修余，无弃！”《五德志》引文与《古文尚书·说命上》有两处细微差异：一是“时”，《古文尚书·说命上》作“岁”；二是“不”，《古文尚书·说命上》作“弗”。黄怀信据此认为《五德志》是《说命上》原文，王符见过真《古文尚书·说命》。
我们把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古文尚书·说命》的用字差异，做如下比较：

《古文尚书·说命上》“岁”，清华简《傅说之命》《国语·楚语上》作“天”。《古文尚书·说命上》“弗”，清华简《傅说之命》《国语·楚语上》作“不”或“罔”。也就是说，《古文尚书·说命》“岁”、“弗”虽然用语典雅，但都非先秦时期原貌。《五德志》“尔交修余，无弃”不见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不见于《古文尚书》，只见于《国语》，可知王符抄袭的应是《国语·楚语上》的引文，并未见过真正《说命》。
综上，以清华简《傅说之命》考辨《古文尚书》，难点有二：一是证真派鉴于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尚书·说命》之间的差异无法解释，釜底抽薪式地怀疑清华简内容不可信，说它是伪造的。清华简《傅说之命》用语，多见于卜辞、金文。失仲正反对贞的命辞格式及术语，与武丁时期宾组卜辞密合。清儒孙诒让凿破鸿蒙，学界始知《墨子》所引《术令》是《说命》，而《术令》“唯口出好兴戎”正见于简本《傅说之命》。清华简《摄命》“（摄）”的写法，与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引《诗》相同，又与《史记·周本纪》所记“臩命”之“臩”接近。种种证据表明，《傅说之命》是真非伪，绝非现代人所能伪造。
二是简本《傅说之命》与《尚书·说命》分属于不同系统和传本，它如何证明《古文尚书·说命》之伪？据清华简《傅说之命》，武丁作《说命》，《说命》总体反映武丁思想；而《古文尚书·说命》，“傅说作《书》诰武丁”，主要反映傅说如何规谏、辅助君主，主旨已发生根本变化。《古文尚书》作伪者误信郑玄之语，将武丁之语“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为傅说所言，张冠李戴。作伪者变“自上而下的期许”为“自下而上的规劝”，变“天子单向度赐命言说”为君臣对话体，傅说谏言占据《古文尚书·说命》主体篇幅，明显违背“命”的体例特征。作伪者将《墨子》引《术令》之文，误编入《古文尚书·大禹谟》，割裂了《尚书》篇目。因此，我们怀疑《古文尚书·说命》晚出，乃后世辑佚、补缀之作。先秦时期《说命》的多本别传、多线传承，并不足以成为消弭真伪考辨的理由。


余 论

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厚父》《成人》等“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相关篇目进行多方面综合比对，并结合传世文献辅证，可以充分展现出《古文尚书》的作伪痕迹。更重要的是，《古文尚书》的真伪考辨，对于追溯其作者与形成年代和过程、梳理郑王之争等学术公案、总结宋元明清乃至时彦考辨“晚书”方法得失等《尚书》学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由作伪者多次照搬郑玄的说法，可知《古文尚书》成书当在郑玄以后，至梅赜献书之前。王肃“善贾、马之学”，好与郑玄立异，绝不可能抄袭郑玄。作伪者剿袭郑玄注，则王肃不可能是“晚书”作者。过去学者认为王肃遍伪群经，以讥短郑玄，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需重新审视郑玄、王肃之争。
《古文尚书·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天佑下民”之“佑”字，《孟子·梁惠王下》引佚《书》作“降”。阎若璩云：
自《书》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后师旷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后又荀卿释之，辞愈显而意亦加，警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然皆一脉相传，足征《孟子》所引之确。今《泰誓上》改“降”为“佑”，意觉索然。
阎氏主张当以《孟子》引《书》为是，而《古文尚书》辑补者擅自改字为非。但梅显懋、贾清宇反驳阎氏之说，强调即使《荀子》与《孟子》一脉相承，也不能证明《孟子》的“天降下民”为《书》之原型。如果“一脉相承”就一定是原型，为什么“作伪者”偏偏不照搬了事，反而冒险改“降”为“佑”？依先秦誓词的模式，梅赜本更能表现上天怜悯佑助下民的心意，在此语境中用“降”字反倒“意觉索然”。孟子为证己说，有时会故意改动《尚书·泰誓上》原文，梅显懋、贾清宇以此回击阎氏的质疑。
清华简《厚父》为“书”类文献，其文云：“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治）下民。”《厚父》“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与《孟子》引《书》同，且“天降下民”用的是“降”，而不是“佑”字。又清华简《成人》篇曰：“呜呼！我后，古天砥（氐）降下民，作寺后王、君公，正之以四（辅）。”也是用“降”而不用“佑”字。清华简《厚父》《成人》与《孟子》相证，可知“降”字当为先秦时期的原型，而“佑”则是后儒修改所致，阎若璩之说确然可信。作伪者在辑补“晚书”时，确实会在文字上有所改动，据己意而更改原文。由此出发，阎若璩指出《孟子》引《书》“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古文尚书·泰誓上》改为“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也当可信。
梁启超盛赞阎若璩乃“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而杨善群、张岩等学者批判阎若璩强词夺理、吹毛求疵，否定其辨伪学方法与成果。清华简证明《咸有一德》《说命》《泰誓上》等“晚书”篇目出于后儒伪造，则阎氏辨伪的最终结论，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同样，以新见文献为依托，对于“晚书”证真派陈第、毛奇龄、郝懿行、陈逢衡、洪亮品等学者辨伪方法、范式得失的反思与检讨，亦有重新展开之必要。 附识：李学勤、贾连翔、程浩等学者主张清华简《摄命》即是《书小序》《周本纪》所记之《冏命》，但马楠认为《摄命》时王并非周穆王，而是周孝王，伯摄是太子燮。杜勇明确主张《摄命》不是《古文尚书·冏命》。清华简《摄命》时王称伯摄为“王子”，而周穆王不可能称伯囧为“王子”。伯囧“出纳王命，推行王教，听讼决狱，惠康小民”，管辖范围从畿内泛及畿外，而太仆（中大夫）职责恐难以及此。《摄命》所记册命制度成熟完备，类似西周中晚期铭文，而不可能早至穆王。故本文暂不将清华简《摄命》作为考察《古文尚书》公案的证据。
〔作者刘光胜，系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