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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謇园》2019年第1期） 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愤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于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由此萌生了强烈的救国救民、强国复兴的思想。他针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海陆军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作了批评，认为经济才是根本，“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则在实业。而鹜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他强调“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能”。
张謇极力倡导“实业救国”的主张并身体力行，终于在实业这个根本上，开出朵朵鲜花，结出累累硕果： 一、办纱厂，兴垦牧，工农并举，塞漏救贫 就在张謇夺魁的第二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前任两江总督张之洞札委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要求他招集商股，尽快把纱厂办成。张謇反复思考后慨然应允。他以“舍身喂虎”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忍辱蒙垢，奔走通沪之间，克服重重困难，招股集资，解决机器设备，选定唐家闸陶朱坝做厂址。根据《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古语，厂名“大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拥有两万零四百纱锭的大生厂终于开机生产。当时土纱受到排挤，机纱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大生纱厂获利较丰。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因发生义和团事件，北方大乱，南方未受影响，而时局动荡，致使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走俏。到年底，大生厂获纯利11.8万元（时币制，下同）。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利，先后创办了19家大小不等的企业，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张謇创办的实业在民国三年（1914）前后达到顶峰。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争战激烈，无暇东顾，洋纱进口很少，机纱节节上涨，大生纱厂民国六年（1917）赚银76万两，民国八年（1919）又赚了263万两。此时纱锭已达13.7万枚。赚钱越多，张謇创办各项企事业越多越快。不久，所创办的工厂企业已达69家，以大生一、二、三、八4个纱厂为核心，涉及冶铁、机器、日用品、食品、银行、交通、服务业等，整个大生财团总资本达3400万元。 为了解决大生纱厂所需的原料棉花，并可降低成本，就在纱厂开机生产的第二年秋，于通海交界的吕四一带筹建“通海垦牧公司”。以大生纱厂作后盾，集股、征地，在获得大片土地的产权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式成立公司，广招佃农，着手开垦。通过拦海筑堤、开河、设闸、筑路、建桥、盖屋，在200平方里的范围之内统一规划建设，计得耕地91761亩。佃农开始种植通棉，张謇后在棉垦区推广从美国传来的优质棉种，经过数年栽培，获得丰收，收入大增。至宣统二年（1910）左右，每年可获净棉两万多担。 张謇首创通海垦牧公司取得经验，即从吕四向北直至陈家港，利用沿海滩涂大兴垦牧事业。在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九年（1920）间，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大赉、华成、大丰、大纲、阜余、中孚、通燧、大祐、通兴、合德、新通、新南等共21个公司，计开垦荒地100多万亩，年产棉花20万担左右。这就给纱厂源源不断提供了纺织原料，成本也有所下降。 各个公司除种植棉花解决纺织原料外，还开展多种经营。据大豫公司民国十三年（1924）前后的统计，年产籽棉16万担，豆、麦、玉米2.2万担，盐20万担，织布机1400台，蜂群60箱，猪500头、牛500条、羊600只、鸡1万只。江苏沿海大片洪荒的土地，历经数年艰辛改造，开始呈现一派人丁兴旺、物产丰饶的景象。 张謇践行“实业救国”的道路，办纱厂、兴垦牧，工农并举，开展多种经营，实现了他“塞漏”“救贫”的初衷。“塞漏”是指抵制了部分洋货（主要是纺织品）的输入，缩小了进出口的逆差，减少了国家的损失。“救贫”是指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得以就业，数十万贫苦百姓的生活有了着落，而且工厂企业的盈利，还为发展教育、文化、慈善等社会事业提供了资金来源。 二、兴教育，培养人才，实业教育迭相为用 随着大生纱厂的开办成功，垦牧事业的兴起，以及其它企事业的相继开办，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而培养专门人才必须仰仗教育。为此，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十分注重发展教育事业，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并逐渐形成“实业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体系。他还对兴办教育事业从关系国运盛衰和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认为教育能启迪民智，提升民众素质，促进实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进而使民族振兴，国家强盛。 张謇认定不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危亡，而普及之本又在师范教育的兴办。“小学是教育之母，师范又是教育之母”。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首先在通州城南已荒废的千佛寺旧址，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从中取得经验，紧接着又办起了南通女子师范、甲种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盲哑师范传习所、东台母里师范等学校。他还倡议或资助创办了两淮师范、龙门师范、金陵高等师范等多处，影响遍及全国。 通过师范教育，培养了一批师资，张謇因势利导普及小学教育。他计划在农村每16平方里的范围内，设一所初级小学，南通8000平方里，准备设500所，逐步推行。不久，通州城郊创办了一批小学；市区还办起了幼稚园、中学和10多种职业学校，其中最有名的为纺织、农业和医校，后经扩展于民国九年（1920）合并称南通大学。另还创办了盲哑学校、伶工学社、女红传习所等。他还支援外地，帮助设立了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扬州两淮两等小学中学、南京河海高等工程学校等。 据有人统计，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辞官返乡后，在通州大办实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从里闾办学、本地办学到支持外地办学，先后办了各级各类学校370余所。办学他是以南通为中心，而且在南通兴学最早，成绩最突出。当时，连山西、江西、安徽、陕西，乃至远隔数千里的甘肃也有青年来南通求学。张謇作为著名的实业家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教育家也声名远扬。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赏他三品衔；宣统三年（1911）学部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对张謇这位教育家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通州师范的创办以及整个南通教育事业的蓬勃兴起，“开全国之先河”。 三、办地方公益，建南通新城，为世人瞩目 张謇曾说：“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不及者，惟赖慈善。”他先办实业打基础，获得盈利随即兴学校育人才，进而积极兴办地方公益和慈善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陆续设立公共植物园、新育婴堂，继而创办了多所敬老院；民国二年（1913）开始修建军山气象台，3年后建成；民国六年（1917），新图书馆和城南五公园相继落成；民国八年（1919）在桃坞路西端兴建一座外圆内方的新型更俗剧场，并在段家坝附近，以后又在白塘庙附近开辟两处公共体育场。此外，还创办了医院、公墓以及残废院、贫民工场、栖流所、济良所等。因长江北岸经常倒坍，为保护沿江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还发起成立保坍会，经常偕同工程师视察沿江保坍工程，组织员工和当地居民随时注意抢修、加固堤防、排除险情。 在城市建设方面，他亲自勘察谋划，动员社会力量，对旧城加以改造。鉴于旧城偏处一隅，范围狭小，四周被濠河环绕，难以扩展，便在旧城南门以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精心设计，合理布局，决定要建一座中国最好的模范新城。随着企业越办越多，新的街市在濠河以南向西向南不断扩展，而且街道宽广，有些道路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南岸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南通大学、博物苑、图书馆、南通俱乐部、更俗剧场、有斐旅馆、桃子华旅馆以及女红传习所、绣织局、通海实业银行等企事业以及公共设施鳞次栉比，新的中西结合或西式楼房拔地而起。 改造旧城，建设新城，张謇动员社会力量开辟公路，修建桥梁，建立汽车公司，发展区域内长短途交通运输，还创设通明电气公司解决居民的电气照明，创办大聪电话公司，逐步将通讯扩展到全省乃至省以外。对旧城改造，张謇很重视保护一些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名胜古迹。如纪念明代抗倭斗争的曹公祠、倭子坟，纪念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渡海亭、马墓以及一些古代的寺庙等都得到较好的维护。一些珍稀的古树名木，在他的关怀和授意下也保护了下来。 张謇辞官归里，经营南通，从始建大生纱厂起，在南通全县范围内进行了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试验，办实业，兴教育，发展交通、文化、医院等社会公益事业，改造旧城，建设新城，并创造了“一城三镇”的“南通模式”。南通的巨大变化为世人瞩目，到过南通的中外人士，称“南通市政之佳，为全国之冠”；还被国际友人称为“理想的文化城市”；一位英国友人甚至称南通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四、克尽农商总长职责，保障和促进农牧业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民国二年（1913.10），张謇就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一上任就锐意改革开放。首先把农林、工商两部精简合并为农商部，对下属机构和人员也进行了合并与裁减。他提出农商部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宏观指导方面，着重从事经济立法，查勘规划与筹建劝业银行等。并把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作为“第一计划”。在其任内，先后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水利、渔牧业、度量衡、引用外资等法规条例20余部，保障和促进了我国农林、水利、渔牧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因鉴于清末民初，国弱民贫，欲发展实业资金匮乏，张謇主张利用外资，借债生财，振兴实业，并制订了《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具体提出利用外资的办法即：合资、借款、代办。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他强调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借外债不可丧失主权，如果涉及丧失主权，坚决不能接受；二是借外债不可用来分利，必须用来振兴实业及其他当兴之事。 在对外开放中，张謇积极主张改革税厘，鼓励出口。他讲：“查近年中国土布，亦颇发达。如京津一带之爱国布，系大总统在北洋时所提倡，近来行销日广；南方江浙之提花、丝光、席法等布亦然。徒以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行销逾远，则应纳厘税逾多。是以虽有可行销之机，而仍不能畅，此困于税厘所致。”又讲：“国际通商之有关税，凡自主之国必有自定税则之权，是之谓国定税。惟东亚通商，从前昧于国际之关系，谬以税则附入条约之内，遂成不自由之协定税。各国税皆国定，独我国受协定之限制，是之谓不平等。由是国家阙自主之权，国民无争存之道。”为此他强烈呼吁“裁厘加税”，并与西方国家重开谈判，将“协定税”改为“国定税”。 至于鼓励出口，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之前，即已开辟对外贸易渠道，发展对外贸易，并组织和推介南通地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农业产品和美术工艺品，积极参加国际博览会等活动。在他担任农商总长之后，组织和参与这方面的活动更加积极，规模更大。民国三年（1914），张謇组织全国120多人参加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汇集全国各地8000多种产品参展，有70多人获纪念奖章。民国四年（1915），张謇又组织了全国20个省（区）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喜获奖项1211个。其中金牌258块，银牌337块，铜牌258块，奖状227张，大奖章57枚，名誉优奖74个。所获奖项，在25个参展国家中名列前茅。这就有利于把更多的中国品牌亮出去，为洋人喜爱，从而拓宽贸易渠道，扩大对外贸易。 面对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强行在我国内地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允许其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制售各种洋货，抢占我国市场，进行经济掠夺，张謇曾讲：“务冀华商多占一份势力，即使洋商少扩一处范围。商战方殷，未容多让”。应“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两年间，即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江沿海地区开设了20多处重要的通商口岸，为我国民族工商业者设厂经商、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活动平台，对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起着一定的作用。 张謇一生创下的业绩多多，本文只是就他践行“实业救国”道路，并以此为根本，孕育、衍生出来的朵朵鲜花、累累硕果，粗略地作了梳理，缺漏在所难免，而其功其绩，有目共睹。民国十一年（1922），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士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是他70大寿，可是就在这一年年底，据结算，大生集团因棉花涨价该年亏掉70万两。此后，江河日下，到民国十三年（1924）大生集团已欠下400万两的巨额债务。到民国十四年（1925），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大生一厂的债务就高达906万两。张謇无力偿还，因重信誉，不得不把苦心经营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中国、交通、金城、上海4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接管。 张謇所办实业的衰落，具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有三： 一是外资大肆入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经济复兴时期，中国再次成为被争夺的市场，外资大肆侵入，我国比较脆弱的民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危机突现。 二是国内发生变乱。民国十一年（1922）直奉战争爆发后，东北和华北市场已惨不可闻；加之齐燮元与卢永祥还在家门口开火，江浙市场不景气，大生纺织品的销路受到极大的影响。 三是连年自然灾害，农产品欠收。作为纺织品原料的棉花因灾欠收，价格大涨。民国十一年（1922.10）至民国十三年（1924.6），上海交易所棉花的平均价格上涨了73%。 由于上述天灾人祸，阻碍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景象最惨的是前几年发展最快的棉纺织业，大生集团也不能幸免。 主观原因有二： 一是理想主义拖累。为了经营南通，支持南通创办和发展各项公共事业，到民国十三年（1924）前后，大生一厂垫款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还有一笔接近此数的款项是以往来名义被其它企业所占用，三项合计超过了运营资本的45%，从而影响了大生一厂的资金周转。 二是经营管理失控。张謇兴办的垦牧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对大生集团的纺织企业支持很大，然而投资也大，周期又长，经常受到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在江苏沿海先后创办了20多家垦牧公司，累计投资2119万元，最后也给纱厂资金造成很大的漏洞。张謇办了许多企业，到了晚年精力有限，鞭长莫及，以致管理混乱，经营不善，难免趋于衰落。 所以，张謇晚年在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这是很恳切的。 对于张謇的一生，胡适曾经作过评价，说：“张季直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一评价，数十年来众口一辞，似乎已成定论。对此，恕我不揣冒昧，略抒管见： 第一，胡适虽是著名的学者，他对张謇的评价既没有也不会“一锤定音”，更何况他还赞颂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这又是对张謇获得成功方面的肯定。 第二，民国十一年（1922）至民国十三年（1924），因外资大肆入侵，国内战乱不已，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棉花欠收，价格大涨，厂家亏损严重，爆发了纱厂危机。民国十四年（1925），大生集团的纱厂只是交债权人接管。在易主经营的13年中，虽有困境，但总体上是获利的。易主经营，又有收益，实是张謇打下的基础。 第三，张謇大办实业，提倡的是“棉铁主义”，轻重工业并举，而以发展棉纺织业为主，在全国起着引领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其实不能忘记张謇的，又何止轻工业一项呢! 所以说张謇是 “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伟大，既在大办实业的后期失败，又在发展众多社会事业中获得成功的英雄”，未尝不可! 至于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导致大生破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张謇一开始就背了“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对此，我有同感，前边我也把“理想主义拖累”作为大生集团衰落的一个内因；但是我又觉得应该辩证地看，这个包袱是压力，也是动力。正因为他有救国救民、强国复兴的理想，才有立足南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抱负，才有办实业、兴教育、发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经营南通、欲“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以示范全国的追求，才有“舍身喂虎”的献身精神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敢为人先的担当，才能创下众多业绩、铸就造福一方、影响及于全国的辉煌。最终，把南通县建成全国闻名的“模范县”，南通县城也从偏居一隅、封建闭塞的一座小城建设成为具有近代所气派的新型城市，二十一世纪初被吴良镛院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熊映梧著《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张謇：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求是学刊》1997年第6期。 【2】张绪武著《张謇传略》，见姜卫国主编《张謇与故乡》第6、1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出版。 【3】陈有清著《张謇》第22～24、29、32～35、36、42～44、67、6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4】朱英著《“状元资本家”张謇：放弃高官厚禄下海经商》，见《中国文化报》，2010年12月20日出版。 【5】《张謇：最“失败”的状元》，见2014年7月14日财经网。 【6】张廷栖、孟村著《张謇》第79、80、141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7】《通州张謇研究会召开“张謇教育事业学术座谈会”》，见《謇园》2010年第1期第5页。 【8】杨松著《张謇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见《謇园》2018年第1期第28～30页。 【9】庄安正著《对张謇商业言论的初步解读》，见《謇园》2017年第1期第10～12页。 【10】《张謇从清末状元到民族资本家》，见2011年9月13日新华网。 【11】王敦琴著《张謇一生成败得失论》，见《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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