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fighter 于 2020-11-4 10:59 编辑
作者：万建强 , 男,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苏区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 是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异常艰辛和曲折的时期, 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由于我们党当时还是一个幼年的、不成熟的党, 也由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 致使我们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 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和伟大的理论创造中,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也逐步地走向政治上的成熟。本文依据史实, 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 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进行分析, 重点研究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共产国际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一、中共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背景及其危害
中共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发生在大革命遭到失败, 党内普遍产生一种复仇情绪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中共中央实际领导人瞿秋白虽然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 坚持和复兴中国革命, 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他却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 而且是错误地估计形势, 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不顾主客观条件, 盲目地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要求广州、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大罢工”, 两湖、江苏、浙江等省“工农总暴动”。1927年11月9日、10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成为中共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的形成标志。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现象, 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中央一再催促湖南省委发动长沙起义, 结果失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 也很快被镇压下去。这次带有明显的拼命色彩的盲目蛮干, 使党的工作遭受了损失。由于“左”倾盲动错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因此, 它在推行过程中曾受到一些地方的党组织的抵制。例如, 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和河南省委就不怕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而以“起义条件不成熟”为理由, 否定了下级组织提出的“坚决进攻”的计划。[size=13.3333px][1] (P26) 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对盲动错误进行过自觉的抵制, 反对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提出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 然后强迫他们革命”[size=13.3333px][2] (P78) 的政策, 以及“烧、烧、烧, 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 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的错误口号。到1928年4月,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中共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28年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之时。以1929年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的爆发, 使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者的中共中央错误估计了形势, 夸大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反动统治的危机, 认为革命高潮就要到来, 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各地尤其是中心城市准备武装暴动, 企图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首先胜利》) , 成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标志。这次以冒险为基本特征的“左”倾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南京、武汉的党组织基本被瓦解。满洲、顺直、河南、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湖南、四川、陕西等十几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许多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反动当局捕杀。“左”倾冒险错误也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受到了损害。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 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毛泽东顶住李立三的点名批评, 同朱德等坚持正确原则, 对中央“左”的指示要求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如毛泽东、朱德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 而是从实际出发, 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 力求使红军免遭重大损失。1930年9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 随即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基本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中共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发生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 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中国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 以王明 (陈绍禹) 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 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 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31年1月7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导之下”[size=13.3333px][3] (P231) 于上海秘密召开。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 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 (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的“左”倾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不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1931年10月, 王明离开中国, 去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 在国内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特别是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后, 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直接指挥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 在军事战略、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全面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1934年1月, 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客观事实, 过分夸大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 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size=13.3333px][4] (P34) 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错误地认为:“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 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 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是尖锐的提了出来。”并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 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size=13.3333px][4] (P35) 全会完全肯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等人所提出和推行的一系列“左”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 完全肯定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所进行的各次错误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错误地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 全会强调:要在党内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提出:“工会工作, 是目前党全部工作的最薄弱的一环。”为使全部革命职工运动得到坚决的转变, “党必须集中全部力量于工厂、工会、罢工三个基本工作上”[size=13.3333px][4] (P50) 。这次会议使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左”倾错误领导者所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 直接导致了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 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中共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共产国际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为什么党内会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 而且一次比一次“左”, 所造成的危害一次比一次大?三次“左”倾错误虽然有着不同情况、不同危害程度以及深刻和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但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左”的错误指导有关, 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打的旗号是“国际路线”, 可以说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形成的, 比前两次更能体现共产国际的意图和主张。共产国际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原型建立的世界共产党。它明确宣布, 加入国际的各国党只是它的支部, 各支部必须绝对地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后的二十多年中, 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国际特别是联共 (布) 、斯大林比过去更加严格要求中共中央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 强调必须遵守国际纪律;更加紧了对中共中央的直接干预和控制, 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理论上实行直接领导。1927年7月下旬,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 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为代表到中国来。这时, 瞿秋白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罗米那兹来到中国后, 不但积极贯彻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 而且有所发展。他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 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8月, 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认为, 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 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 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 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分子, 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 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 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 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他提出“没收资本家财产”、“土地国有”等“左”的主张, 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他起草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称:“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 “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的高潮”。广州起义失败后, 还认为“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开端”。他不但没有阻止大革命后期的工农运动中的过火行为, 反而助长了“左”的盲动倾向的蔓延, 最后导致了全党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也是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的。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 提出了一个脱离中国国情的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 这无疑给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发生带来影响。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给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 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 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 “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 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 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 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 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指示信认为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 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 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持力量, 推动了中共中央及中共主要领导人向“左”转。1930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周恩来后来曾说:“这四封信, 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size=13.3333px][5] (P308) 1930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 很明显地反映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如出一辙。后来,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 因此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如对他在组织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等问题上操之过急的策略手段的批评。但李立三与国际的矛盾并不是在“左”的理论和“左”的指导方针上有什么原则分歧, 只是在具体行动部署上的矛盾, 在对中国革命的总的指导上, 李立三基本上是按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从“左”的指导思想看, 李立三和共产国际是完全一致的。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形成的。1930年12月中旬,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 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米夫一来, 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size=13.3333px][5] (P309) 他当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 执意把王明等人推向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在1931的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王明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直接扶植执掌中共中央的大权,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统治全党。远东局由米夫执笔给国际的信称, 四中全会“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第一派当时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 (戈卢别夫、科穆纳尔、古德科夫、梅培咯夫、涅夫期基等) ”, 即陈绍禹、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size=13.3333px][6] (P117) 米夫又称:我们在继续重新审议中央和核心积极分子组成。1931年3月到4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即认为, 在中国, “深刻的革命危机迅速地成熟了”[size=13.3333px][7] (P142) 。同年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认定, “中国已进入革命危机时期”。而“中国的革命危机标志着地主反革命势力的破产”;群众已经“觉悟到, 除非革命, 除非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 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出路的”。它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执行进攻的路线, 并准备“由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专政, 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直接过渡”[size=13.3333px][7] (P145-146) 。它还提出了诸如“被没收土地的原业主不应得到任何份地”, 富农“只能得到自耕的份地, 但不能分好地”, “实际实行土地国有化”, “从经济上解除中国资产阶级的武装”, “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size=13.3333px][7] (P164) 等一系列脱离中国农村根据地实际的过“左”的政策。王明于1931年10月随米夫到达莫斯科, 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志, 对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号施令, 遥控指挥, 把“左”倾错误扩展到苏区和红军, 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31年11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的呼吁书认定, 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勾当”, 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size=13.3333px][7] (P160) 1932年2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指示中共中央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 必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保护全体劳动者底祖国苏联”。同年8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强调:“在中国, 已出现革命的形势”, 中共必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 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 必须“积极动员群众保卫苏联”。[size=13.3333px][7] (P161) 规定中共的特殊任务内有“发展苏区并把各苏区联合起来”;坚决贯彻使赤色工会变为群众性组织的方针, 争取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人。1933年春, 王明与米夫共同提出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离。这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与界限。共产国际的这些主张, 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因而是不正确的, 但却为中共“左”倾领导者所全盘接受, 并成了他们决策的主要依据。
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强调:A B团是“反革命活动”, “苏区的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 “构成了极大的危险”, 红二十军的行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 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 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从而导致苏区肃反扩大化, 混淆两类矛盾性质, 错杀了大批优秀干部, 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后, 由于共产国际错误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局势, 在给中共中央的来电中指示, 事变有形成新战线反对中央苏区的危险, 并提出揭露事变领导人的反动本质, 使十九路军哗变, 号召士兵到红军方面来等主张。据此指示, 1933年12月, 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 大骂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 号召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和一切反革命政府。实际上是中共自己破坏了原来与十九路军签订的《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结果, 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 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下, 于1934年1月很快失败。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军事顾问组制定的“作战计划”, 被博古等视为共产国际———上级的决定, 只知贯彻执行, 并未提出过异议。特别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1933年9月底从上海抵达瑞金后, 被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博古委以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只会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他全盘否定由毛泽东等制定的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他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最后导致失败。
三、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深刻教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 是与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和错误指导分不开的, 其教训非常深刻。其一,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瞿秋白的“左”倾盲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 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 盲目推行以“城市中心”来指导革命和战争, 脱离了中国国情。违反国情就是违背客观规律, 而违背客观规律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总结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 勇于开拓创新, 独立思考,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来指导中国革命, 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 必须摒弃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 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发展革命武装力量。这就产生了以“乡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 在实际工作中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 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立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又一条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其二, 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相信并依靠广大群众。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 而且脱离广大群众。他们只知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 照搬外国的经验, 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盲目地蛮干、冒险。其结果是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 注定要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群众工作, 充分尊重群众, 深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 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 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 使革命的星星之火, 燃遍了全中国, 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 揭开了中国发展历史的新篇章, 历史充分证明:“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其三, 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共产国际因远离中国革命实际, 故而做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左”的指示或决议, 甚至直接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实践证明: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做法, 是错误的, 也是有害的。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ize=13.3333px][2] (P115) 他大力倡导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中,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和伟大的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训也是一笔财富, 它告诫中国共产党人, 走错的路不能再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 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 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
